有一首《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首詩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謙寫的，經過千錘萬擊，不怕烈火焚燒，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間，寫的是石灰，同時也象徵了于謙自己的一生。
于謙（1398—1457），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小時候很聰明，性格堅強，明成祖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時中了進士。明宣宗宣德初年（1426）他做了御史（監察官），明宣宗的叔父漢王高煦在山東造反，明宣宗親自帶兵討伐，高煦投降，明宣宗叫于謙當面指斥高煦罪狀，于謙義正詞嚴，說得有聲有色，明宣宗很賞識他，認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接著于謙被派巡按江西，發現有幾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給平反了。
宣德五年（1430），明朝政府為了加強中央的權力，特派中央比較能幹的官員去治理重要的地方，五月間派況鍾、何文淵等九人為蘇州等府知府。到九月又特派于謙、周忱等六人為侍郎（中央的副部長），巡撫各重要省區。明宣宗親自寫了于謙的名字給吏部，破格陞官為兵部右侍郎（國防部的副部長），巡撫河南、山西兩省，宰相也支持這主張。明朝制度，除了南北兩直隸（以北京和南京為中心的中央直轄地區）以外，地方設有十三個布政使司，每個布政使司（通稱為省）設有布政使管民政賦稅，按察使管刑名司法，此外還有都指揮使管軍政，號稱三司，是地方上三個最高長官，職權不同，彼此都不能互相管轄。布政使是從二品官，按察使是正三品官，都指揮使是正二品官，兵部右侍郎雖只是正三品官，卻因為是中央官，又是皇帝特派的，奉有敕書（皇帝的手令）可以便宜行事，是中央派駐地方的最高官員，職權就在三司之上了。
于謙做河南山西巡撫，前後一共十九年（1430—1448），除周忱連任江南巡撫二十一年以外，他是當時巡撫當中任期最長的一個。
于謙極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騎馬到處視察，所到地方都延請當地有年紀的人談話，了解地方情況，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負擔、痛苦，該辦的和不該辦的事，一發現問題，立刻提出具體意見，寫報告給皇帝。遇有水災、旱災，也及時上報，進行救濟。他對地方的情況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時，因之，得到人民的歌頌和支持。
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他向皇帝報告，為了解決缺糧戶的暫時困難，當時河南、山西倉庫里存有幾百萬石糧食，建議在每年三月間，由州縣官調查，報告缺糧戶數和所需糧食數量，依數支借，到秋收時歸還，不取利息。對老病和窮極不能歸還的特許免還。還規定所有州縣都要存有預備糧，凡是預備得不夠數的，即使任期滿了也不許離任，作為前一措施的物質保證，這一款由監察官按時查考。皇帝批准了這一建議。這樣一來，廣大的缺糧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可以免除地主的高利貸剝削了，他為窮困的農民辦了好事。
黃河經過河南，常常鬧決口，造成水災。于謙注意水利，在農閑時動用民力，加厚堤身，還按里數設亭，亭設亭長，負責及時督促修繕。在境內交通要道，都要種樹、鑿井，十幾年間，榆樹、柳樹都成長了，一條條的綠化帶，無數的水井，使行道的人都覺得陰涼，沿途都有水喝。
大同是邊上要塞，巡按山西的官員很少到那裡去，于謙建議專設御史監察。邊地許多將領私自役使軍人，為他們私墾田地，國家的屯田日益減少，邊將私人的墾田卻日益增加，影響到國家的收入和邊防的力量，于謙下令沒收邊將的私田為國家屯田，供給邊軍開支。
于謙做了九年巡撫，政治清明，威信很高，強盜小偷都四散逃避，老百姓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由於他政治上的成就，明朝政府升他為兵部左侍郎，支二品俸祿，仍舊做巡撫的官。
在這九年中，于謙的建議到了北京，早上到，晚上就批准，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原來這時的皇帝是年輕人，明英宗當皇帝時才十歲，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帝的祖母和母親）很敬重元老重臣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這三個老宰相都是從明成祖時就當權的，比較正直，有經驗，也有魄力，國家大事都由他們作主張。他們同意于謙做巡撫，對於謙很信任，于謙有了朝廷上三楊的支持，才能在地方辦了一些好事。到了正統後期，正統五年（1440）楊榮死，七年楊士奇死，太皇太后死，十一年楊溥死，三楊死後，朝廷上不但沒有支持于謙的力量，反對於謙的政治力量反而日益增加了，于謙的政治地位動搖了。
反對於謙的政治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宦官，一是權貴。
宦官王振是明英宗的親信，英宗做了皇帝，他也做了內廷的司禮監太監（皇帝私人秘書長）。英宗年輕，什麼事都聽他的，只是宮裡有老祖母管著，朝廷上有三楊當家，王振還不大敢放肆。到了正統五年以後，太皇太后死了，楊榮也死了，楊士奇因為兒子犯法判死罪不管事，楊溥老病，新的宰相名位都較輕，王振便當起家來了，誰也管不住了，英宗叫他作先生，公侯勛貴叫他作翁父，專權納賄，無惡不作。他恨于謙不肯逢迎，正統六年三月，趁于謙入朝的時候，借一個題目，把于謙關在牢里，判處死刑。關了三個月，找不出於謙的罪狀，只好放了，降官為大理寺少卿。
另一種反對於謙的力量是權貴。照例地方官入朝，是要送禮以至納賄賂給朝廷權貴的。于謙是清官，在山西、河南十九年，父母和兒子住在杭州，老婆留在北京，單身過著極清苦的生活。每次入朝，不但不送禮、納賄，連普通的人事也不送，空手去，空手回。他有一首著名的詩，為河南人民所傳誦的：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他這樣做，老百姓雖然很喜歡，朝廷權貴卻恨死他了。雖然如此，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卻非常想念于謙，到北京請願要求于謙回去的有一千來起。河南的周王和山西的晉王（皇帝的家族）也說于謙確是好官。朝廷迫於民意，只好讓于謙再回去做巡撫。
這時，山東、陝西鬧災荒，流民逃到河南的有二十幾萬人，于謙請准朝廷，發放河南、懷慶兩府的存糧救濟，又安排田地和耕牛、種子，讓流民安居樂業。
這十九年中，于謙的父母先後死了，照當時禮法，應該辭官在家守孝三年，父母兩喪合計六年。朝廷特別命令他「起複」，不要守孝，回家辦了喪事便復職。
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被召入京，回到兵部左侍郎任上。
第二年發生「土木之變」。
瓦剌是蒙古部族之一，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知院阿剌各擁重兵，以也先為最強，各自和明朝通好往來，也經常和明朝發生軍事衝突。照規定，每次來的使臣不超過五十人，明朝政府按照人數給予各種物資，也先為了多得物資，逐年增加使臣到兩千多人，明朝政府要他減少人數，也先不肯。瓦剌的使臣往來，有時還沿途殺掠。到正統末年，也先西破哈密，東破兀良哈，威脅朝鮮，軍事力量日益強大。明朝使臣到瓦剌的，也先提出各種無理要求，使臣怕事，一一答應，回來後又不敢報告，也先看到使臣所答應的事都沒有下落，認為明朝背信，極不高興。正統十四年也先派使臣三千人到北京，還虛報名額，交換的馬匹也大多駑劣，禮部（管對外工作和朝廷禮儀的部）按實有人數計算，對提出要求的物資也只給予五分之一，還減了馬價，也先大怒，決定發兵入侵。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舉入侵，脫脫不花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張家口市宣化區），也先親自領軍圍大同，參將吳浩戰死，羽書警報，不斷送到北京。
軍事情況緊急，王振決策，由明英宗親自率領軍隊阻擊，朝廷大臣以吏部尚書王直和兵部尚書鄺野、兵部左侍郎于謙為首堅決反對，王振不聽，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留守，帶領朝廷主要官員和五十萬大軍向大同出發。鄺野隨軍到前方，于謙留在北京管理部事。
王振的出兵是完全沒有計畫的。他根本不會打仗，卻指揮著五十萬大軍。大同守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和也先戰於陽和（今山西陽高），為王振的親信監軍太監郭敬所制，胡亂指揮，全軍覆沒，宋瑛、朱冕戰死，石亨、郭敬逃歸。明英宗的大軍到了大同，連日風雨，軍中夜驚，人心恟懼，王振還要向北進軍，郭敬背地裡告訴他敵軍情況，才決定退兵。路上又碰著大雨，王振原來打算取道紫荊關經過他的家鄉蔚州（今河北蔚縣），請明英宗到他家做客的，走了一程，又怕大軍過境，會糟蹋他家的莊稼，又下令取道宣府，這樣一折騰，鬧得軍士暈頭轉向。到宣府時，也先大軍追上襲擊，恭順侯吳克忠據戰敗死。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帶四萬人迎戰，到鷂兒嶺，敵軍設下埋伏，又全軍覆沒。好容易走到土木堡（今北京市官廳水庫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