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修之正史中，自來學者多推崇《明史》，以為「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唯《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理由是（一）修史時間極長，從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歷時凡六十年 ；（二）纂修者多系一時專門學者，如朱彝尊、毛奇齡、湯斌、吳志伊、汪琬、萬斯同、姜宸英、劉獻廷、李清等——遺老如黃宗羲，顧炎武雖被羅致而不就，但亦與有相當關係 ；（三）立傳存大體 ；（四）去前朝未遠，故事原委，多得其真 ；（五）事詳文簡。
反面的批評以為《明史》不能算盡善盡美，因為（一）清帝鉗禁太甚，致事多失實；（二）因學派門戶之偏見，致顛倒失實；（三）搜訪之漏落；（四）明清關係多失真相 ；（五）弘光迄永曆之終，事多失實。
其他褒揚的和貶責的批評，百數十年來聚訟紛紜，而大要不過如上二說。關於《明史》本身的評價和缺失，在這篇短文中我們不能一一詳論。我在此所要指出的是《明史》不是一部完好可讀的史籍。我們縱不能把它重新改造，至少也應該用清儒治學的精神，替它再逐一校勘一遍，補缺正誤，方不致貽誤學者。
《明史》因修纂時間過長，從順治二年數起有九十五年，如從康熙再開史局數起也有六十幾年。中間不知道更換了多少總裁，多少批纂修。不由一手始終其事，所以紀傳志表，往往抵牾。並且卷帙過多，替它逐一審校一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如將一切明代史籍，清人傳述，和湯斌、尤侗、汪琬、朱彝尊、楊椿、毛奇齡一班人所撰的史稿，黃宗羲、全祖望、王夫之一班人所撰的詩文集，和《明史》一一互校，便可發現《明史》有若干部分有脫文斷句，有若干部分有訛字誤文，有若干部分重複，有若干部分漏落。這些小問題向來不被人注意，粗心一下讀過去也就算了。可是我們如要可信的史實，要利用這些史料時，便非先費一番工夫，做幾次辛苦的校讀工作不可。
為要引起一般學者對這一小問題的興趣，以下試約略舉出幾條《明史》中較為顯著的錯誤，作為例證。
（一）脫文
卷二八五《趙壎傳》附《烏斯道傳》：「傅恕字如心，鄞人，與同郡烏斯道、鄭真皆有文名……斯道字繼善，慈溪人……子緝亦善詩文，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授臨淮教諭，入見賜之宴，賦詩稱旨，除廣信教授，自號滎陽外史。」這一段小傳，我們如不參校旁書，便一輩子也不會明白它的錯誤，以為滎陽外史即是烏緝的別號，「子緝」下一段都是烏緝的傳文了。但試一檢王鴻緒《明史稿》 的傳文，烏緝又作烏熙，「子緝亦善詩文」下「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上有「真字千之」四字。這樣一來，「洪武四年」以下一段便都成為鄭真的小傳，和烏氏父子毫不相干了。按張時徹《寧波府志·文學傳·烏斯道傳》：「子熙光，字緝之，為國子監丞，亦以詩文擅名。」《慈溪縣誌·文苑傳》所載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斯道子名熙光，字緝之，《明史》作名緝固然錯了，《明史稿》作名熙也不能算不錯。《明史稿》「真字千之」四字是承上文「與同郡烏斯道、鄭真皆有文名」說的。《明史》疏忽，落此四字，便張冠李戴 ，鬧了笑話。
（二）錯誤
卷三《太祖本紀》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置殿閣大學士，以邵質、吳伯宗、宋納、吳沉為之。」故宮出版乾隆四十二年重纂《明史本紀》文同。按宋納即宋訥，納為訥之訛文。卷一三七有《吳訥傳》。《吳伯宗吳沉傳》同見卷一三七。王鴻緒《明史稿·本紀》三隻說：「十一月戊午仿宋制置殿閣學士。」邵質不見《明史》及其他諸書，竟不知他到底是什麼人。考王氏《明史稿·太祖本紀》的撰人是湯斌。檢《擬明史稿》卷三：「戊午初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據此，邵質原作劉仲質。證以《明史》卷一百十一《七卿年表》，「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劉仲質任禮部尚書，十一月改大學士」，再考北平圖書館所藏《太祖高皇帝實錄》，「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始仿宋殿閣之制，置大學士官，同拜命者宋訥、吳伯宗、吳沉、劉仲質四人」，都足證明《明史本紀》所說的邵質實即劉仲質。《仲質傳》附見《明史》卷一三六《崔亮傳》：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初以宜春訓導薦入京，擢翰林典籍，奉命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拜禮部尚書……是年冬改華蓋殿大學士，帝為親制誥文。
劉、仲、邵三字毫無瓜葛，這斷不能委為當時手民之誤。並且有《七卿年表》的本證在，我們實在想不出錯誤的由來。
（三）事誤
卷一三六《陶安傳》：「安坐事謫知桐城，移知饒州。陳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諭以順逆，嬰城固守。援兵至，敗去。」按《陶安傳》出汪琬手，陳友定兵攻城一事，《汪氏傳家集鈍翁續稿》卷三八《陶安傳》作「信州盜蕭明攻饒安」。湯斌《擬明史稿》卷一，《太祖本紀》一：「至正二十五年冬十月癸丑，信州賊蕭明犯饒州，知府陶安敗之。」這一件事，《明史本紀》削去不書。考當時情勢，陳友定據有八閩後，只有一次派兵攻明方的處州，被胡深打敗，從此就關門自守，自顧還來不及，哪兒還有能力來向外發展，並且是越浙攻饒！朱國禎《開國臣傳》亦作「信州賊蕭明攻饒安」，就是汪琬撰史稿的根據。《明史》改作陳友定，顯然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四）重出
鄭定事迹見卷二八六《林鴻傳》：「鄭定字孟宣，嘗為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征授延平府訓導，歷國子助教。」卷一二四《陳友定傳》又說：「鄭定字孟宣，好擊劍，為友定記室。及敗，浮海人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末累官至國子助教。」這兩篇傳文相差不過幾個字，並出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三《林鴻傳》，不過省去歷延平府訓導下「歷齊府紀善」五字而已。
（五）矛盾
胡惟庸得罪被殺，黨案牽連十幾年，被殺的武官文臣知識分子富豪平民有好幾萬，是明初一件大事。不過他的獲罪之由，卻傳聞異辭，莫衷一是。 《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占城傳》以為「洪武十二年貢使至都，中書不以時奏。帝切責丞相胡惟庸汪廣洋，二人遂獲罪」。卷三二二《日本傳》又以為「先是胡惟庸謀逆，欲借日本為助，乃厚結寧波衛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緻書其王借兵助己。賢還，其王遣僧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人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惟庸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意以防海為務」。這就是說，胡惟庸的罪狀是謀反。其實，細按當時的記載，便可知這一段史跡出於太祖親定的《大誥》，一面之詞，不可信。況且遍查日本史乘和僧徒傳記，就根本沒有如瑤這個人。胡惟庸在十二年九月下獄，次年正月處刑。在這短時期中也不能做出這些布置。日本來華商舶，據日方記載和《名山藏》《吾學編》《皇明馭倭錄》諸書，他們大多是海賊，好就做買賣，不好就沿海搶掠，帶軍器以防海賊為名，不算是一件違禁的事，用不著把它藏在大燭中。並且南京是當時首都，大都督府所在，四百多日本人也不濟事！胡惟庸即使太笨，也不致笨到這個地步。卷三〇八《胡惟庸傳》又說：「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據此則通倭、通虜、謀反三事都發見在惟庸死後的幾年中。那麼，所謂胡黨的罪案，到底是一些什麼呢？又如封績，《明史》說他是「故元遺臣」，其實，據當時的口供《昭示奸黨錄》所載，他不過是一個不識字的奴才，連北方都從來沒有去過。一生沒做過官，硬安排他是遺老，明史館的纂修官未免太「神經過敏」了吧！
（六）簡失
卷二八六《林鴻傳》：「王偁字孟敭。父翰，仕元抗節死，偁方九歲，父友吳海撫教之。洪武中領鄉薦，入國學，陳情養母。母歿，廬墓六年。永樂初用薦授翰林檢討，與修大典，學博才雄，最為解縉所重。後坐累謫交阯，復以縉事連及，系死獄中。」——詳說王偁的事迹，於他父親的事只以一語了之。在卷一二四《陳友定傳》又附有王翰的小傳：「王翰字用文，仕元為潮州路總管。友定敗，為黃冠，棲永泰山中者十載。太祖聞其賢，強起之，自刎死。有子偁知名。」——述王翰事詳細，於他的兒子王偁，也只帶及一語。按這兩傳都出朱彝尊手。見《曝書亭集》卷六三《王偁傳》，《王翰傳》附及。《明史》把它分開來，以翰為元臣仕閩，故附《陳友定傳》。以假有文名，故附入《文苑·林鴻傳》中。互為詳略，煞費苦心。可是我們如細讀朱氏原傳，則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