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現在學術界還在爭論，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的人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很早，有的人認為很晚。所提供的史料的時間性都很不肯定，從8世紀到16、17世紀都有。特別是關於《紅樓夢》的社會背景的討論，展開以後更是如此。是在什麼情況下產生了《紅樓夢》這部作品？它的社會基礎是什麼？《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反對科舉、尊重婦女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他罵念書人，罵那些舉人、秀才都是祿蠹，說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這樣的思想認識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對於這一系列的問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論據。而且關於「萌芽」這個詞的意義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種樹，種子種下去以後，慢慢地露出了頭，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裡，長出一點東西，這也叫萌芽。既然只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經成熟了的東西，還只是那麼一點點。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於開了花、結了果的東西，就更不是萌芽了。所以要把這些情況區別開。可是現在某些討論中存在這樣的問題：將萌芽看成是已經開花結果的東西。這實際上就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而是資本主義的成熟階段了，還有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早已經成熟了，中國社會早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這樣一來就發生了一系列的大問題：中國既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那麼，怎麼解釋1840年以後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一百年來我們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怎麼解釋？
關於這個問題，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來大家討論。我想，要說明某個時期有某個事物萌芽，必須要有一個界限。這個界限是什麼呢？就是要具體地指出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以往的時期所不可能發生和沒有發生過的，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能發生的。沒有這個界限，就會把歷史一般化了。試問：這個時期發生過，一百年以前發生過，五百年以前也發生過，這怎麼能說明問題？而且這些新發生的東西不應該是個別的。僅僅只在某個時期、某個地區出現的個別的東西能不能說明問題呢？不能說明問題。因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有先進的，有落後的，沿海和內地不同，平原和山區也不同。不要說別的地方，就說北京吧，全市面積有一萬七千平方公里，市內和郊區就不同，因此，個別時期所發生的個別的事情也會有所不同。所以作為一個事物的萌芽，必須是這個東西過去沒有發生過；現在發生了，而且不是個別的。只有這樣看，才比較科學。現在我們根據這個精神來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我想把問題局限在14世紀到16世紀所發生的主要事件上面，特別是16世紀中葉這個明朝人自己已感覺到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著重提出那些在這個時期以前所沒有發生，或雖已發生而很不顯著，這個時期以後成為比較普遍、比較顯著的一些問題。
第一，關於手工工場。在明朝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徐一夔，他寫了一本書叫《始豐稿》。這本書裡面有一篇文章叫《織工對》。這篇文章講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有許多手工業紡織工場。這些紡織工場的經營方式是怎樣的呢？有若干間房子和若干部織機，工人都是僱工，他們不佔有生產工具。生產工具是誰的呢？是工場老闆的。老闆出房子、出機器、出原料，工人出勞動力。工人在勞動以後可以取得若干計日工資，工資隨著工人的技術熟練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術水平比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資，假如這家工場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別的工場可以拿更高的工資把他請去，勞動強度很高，把工人弄得面黃肌瘦。這是元末明初（14世紀）的情況，當時這樣的工場在杭州不止一個。但是能不能說在14世紀時就已經普遍地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呢？因為只有這一個地區的資料，我看不能。但是從這裡可以看出，在14世紀中期，個別地區已經有了這樣相當大的手工工場，老闆通過這樣的生產手段來剝削僱傭工人的歷史事實。這說明當時已經有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轉化為城市僱傭勞動者。這種情況在14世紀以前是沒有的。
第二，新的商業城市興起。在討論中有不少文章籠統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蘇州等三十三個新的商業城市，來說明這個時期商業的發展。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是不錯的，但是時間有問題。因為並不是整個明朝都是這樣的情況。事實上，這些城市之所以成為商業城市是在明成祖以後。當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後，為了解決糧食的運輸問題，把運河挖深、加寬了。這樣，通過水運不僅保證了糧食的運輸，其他商品的運輸也暢通了，因而促進了南北物資的交流。這樣，到了宣宗時期（15世紀中期），沿運河一帶的許多城市開始繁榮起來。這時候，由於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國內市場擴大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時為了保證貨物的流通，沿長江、運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個鈔關。明朝用的貨幣叫寶鈔（紙幣）。關於紙幣的情況這裡不能詳細說了，只說明一條，明朝的紙幣很不合理，它不兌現，開始拿一張鈔票還能換到一些物資，後來就不行了。政府只發鈔票，越發越多，超過了實際物資的幾百倍。在這種情況下，鈔票就貶值了。明朝政府為了提高鈔票的信用，採取收回鈔票的政策。怎樣收回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增加稅額。因此，就在各個商業城市設立了一個機構，叫作「鈔關」。一共設立了三十三個鈔關。鈔關幹什麼呢？就是向往來的貨物收稅。納稅時就用鈔票交納。鈔關設在商業城市，有三十三個鈔關就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這是不錯的。但有些人就根據這個數字說整個明朝只有三十三個商業城市，這就不確切了。因為設立鈔關是明宣宗時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沒有。而就商業城市來說，在明成祖的時候就不止三十三個，後來又有所增加。因此，不標明確切的時間，以一個時期的情況來概括整個明朝，是不符合當時存在的客觀事實的。隨著商業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業工人也增加了，這就形成了一個市民階層（這個階層主要是指手工業者、中小商人）。這些人為了保衛他們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會，有事情共同商量，採取一致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明朝末年的市民暴動。這裡應該指出：所謂「市民」，這個概念不能亂用。有些人把當時的進士、舉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這就模糊了階級界限。這些人都是當時的統治者，不是被統治者。把市民階層擴大化，混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限，這是不對的。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盜和沿海通商問題。明朝中葉，以朱紈為中心的一派人反對對外通商，對海盜採取鎮壓的政策，因而引起沿海地主階級的反對，形成一個政治上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朱紈最後失敗了。這種性質的鬥爭在以往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漢朝、唐朝、宋朝、元朝都有過對外通商，有時還很繁盛，大量的中國人到海外去經商；不但如此，國內有不少地方還住有許多外國商人。在唐朝的時候，廣州就有數量眾多的蕃商。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他們住的地方叫蕃坊。其他如揚州、長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國商人，對外通商也很頻繁。但是像明朝那樣，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上形成一種力量，和內地一些反對通商的地主進行鬥爭，這種鬥爭並影響到政府的政策，這種情況卻是以往的歷史上所沒有的。為什麼明朝會出現這種新的情況呢？因為明朝國內、國外的市場日益擴大，商業資本日益發展，商人地主在政府里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這在歷史上是個新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近年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見。北京大學有個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說朱紈鎮壓海盜是愛國的行為。朱紈是個愛國者，這觀點是沒有問題的，朱紈確實是愛國者，可是不能拿這個來否認當時在政治上存在著不同的意見。當時已經出現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動家，這和朱紈是否愛國是兩回事。我們並沒有說朱紈不愛國。這點不必爭論。問題在於這個時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通商，一種意見反對通商，這是歷史事實，是過去所沒有的。
第四，內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參加商業活動和經營手工工場。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游龍戲鳳》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開了許多皇店。這是16世紀初期的事情。嘉靖時有個貴族叫郭勛（《三國演義》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開了許多店鋪。另外有個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務開店肆做買賣。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很蕭條了。可是在明朝的時候，由於南方的糧食、物資運到北方來都要經過這裡，因此是個很繁華的地方。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處經商。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知縣是七品。原來明朝有一條規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員做買賣。但是行不通。事實上官做得越大，買賣也做得越多越大。特別是像蘇州這樣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員開各種各樣的鋪子，有的發了大財，成了百萬富翁。官員經商過去也有，但是在明初還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葉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