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專制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統治權的法寶，是軍隊、法庭、監獄、特務和官僚機構，用武力鎮壓，用公文辦事。
明太祖朱元璋原來是紅軍大帥郭子興的親兵，一步步陞官，做到韓宋的丞相國公，龍鳳十年（1364，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做吳王，四年後爬上寶座做明朝的開國皇帝。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化家為國後，有的是隊伍，紅軍嫡系的，敵軍收買過來的，投降的雜牌軍，官民犯罪充軍的，不夠，再按戶口抽壯丁，總數約莫有兩百萬，編製作衛（師）所（團），分駐全國各地，執行武裝彈壓警戒的任務。
明太祖明白，武力可用以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治國，而且，軍官大多數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即使有識字的，也不能做高級執政官，武人當政，歷史上的例子說明不是好辦法。結論是要治國必須建立一個得心應手，御用的官僚機構，而官僚必得用文人。於是，問題來了。從朝廷到地方，從省府部院寺監到州縣，各級官僚得十幾萬人，白手成家的明太祖，從哪兒去找這麼些忠心的而又能幹的文人？
當然，第一個想到的是元朝的舊官僚。除了在長期戰爭中被消滅了的一部分之外，剩下的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不肯來的，用威嚇手段，說是「智謀之士」，「堅守不起，恐有後悔」，也不敢不來。 其餘有的是貪官污吏，有的人老朽昏庸，有的人懷念元朝的恩寵，北逃沙漠 ，有的人厭惡、恐懼新朝，遁跡江湖，埋名市井 。儘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話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國的。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中原一帶，稍稍識字能辦公文的，投身台閣做吏，顯親揚名。南方的士人既不能從科舉出身，又不甘心作吏，境況日漸沒落，不免對北方的吏發生妒忌嫌恨的感情。 明太祖是南方人，當然不免懷有南方人共同的看法。他又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作弊，舞文弄法，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對皇家統治有嚴重損害的。 而且，辦公文的訣竅，程序格式條例，成為專業，不是父子，就是師徒世傳，結成行幫，自成團體。行幫是可怕的，把治權交給行幫，起腐蝕作用，更可怕。因此，吏不但不能用，而且得用種種方法來防範、壓制。在明代，吏不許做官，國子監生有罪罰充吏役，便是這個道理。
第三隻好任用沒有做過官的讀書人。讀書人當然想做官，可是有的人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僕盡同升。」 和奴僕同升也許還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太鞏固，對內未統一，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有的人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
「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有的人顧忌的是做了官一有不是，有殺頭的，有戴斬罪辦事的，有鐐足辦事的，有罰做苦工的，有抄家的，甚至還有抽筋剝皮的刑罰。朝官上朝，戰戰兢兢，下朝回家，這天僥倖平安，便闔家歡祝（詳見作者《朱元璋傳》）。做官固然可以發財，可是，要拼著命，甚至帶上闔家闔族的命，有一些人是要多多考慮的。明太祖要讀書人出來做官，還是有人借故逃避，沒辦法，甚至立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不肯做官就要殺頭的條文，也可以看出明初官僚人才的缺乏和需要的迫切了。
第四是任用地主做官，稱為薦舉。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有一出來便做尚書府尹、副都御史、布政使、參政、參議等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 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適合新朝的要求。
舊的人才不夠用，只好想法培養新的了。明太祖用自己的訓練方法，造成大量的新官僚。這個官僚養成所叫作國子監。《明史·選舉志》說：「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
二
研究明代國子監的材料，除《明史·選舉志》以外，關於南京國子監的，有黃佐的《南廱志》，北京國子監有《皇明太學志》。此外，《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門》也有簡單的記載。
明初制度，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學校生員做官則不一定經由科舉。以此，學校是做官所必由的大路，政府和社會都極看重。可是，從明成祖以後，進士獨佔了做官的門路，監生出路日壞。從明景帝開生員納粟納馬人監之例以後，國子監成為富豪子弟的京師旅邸，日漸廢弛。明武宗以後，非府州縣學生也可以納銀入監，做個掛名學生，以依親為名，根本不必入學，國子監到此完全失去初創的意義，只剩下一個招牌了。因之，研究明代學校和政治的關係，洪武一朝是最有代表性的時期。
國子監的前身是國子學。宋龍鳳十一年（1365，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以元故集慶路儒學改建。有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在建學的前一年，未有校址，先已任命了國子博士和國子助教，在內府大本堂教皇子和胄子（貴族大官子弟）。吳元年（1367）定國子學官制，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錄從九品，典膳省注。洪武四年（1371）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祿，祭酒二百七十石，司業一百八十石，博士八十石，典簿七十石，助教六十五石，學正六十石，學錄五十石。十四年又更定官員品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二人，正六品；監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俱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又改建國子學於雞鳴山之南。十五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二十四年，又改司業監丞各一人 。從祭酒到掌饌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於吏部。
學校官在學的職務分工，據洪武十五年欽定的監規：祭酒是正官，衙門首長，專總理一應事務，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屬官赴堂稟議事務，質問經史，皆須拱立聽受，不得即便坐列，正官亦不得要求虛譽，輒自起身，有紊禮制。祭酒和其他同僚，是長官和屬僚的關係，就國子監說，是一監之長，勉強比附現代名詞，相當於校長，但是，這個校長並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員都是部派的。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於師訓，生員有戾規矩，並課業不精，廩膳不潔，並從糾舉。務要夙夜盡公，嚴行約束，毋得徇情，以致廢弛。 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辦公處叫「繩愆廳」，器用除公案公椅以外，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扑作教刑」。刑具是竹篦，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著挨打的。 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篦五下，三犯決竹篦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 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罰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面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這職位就管束學生而論，有點像現代的訓導長。掌饌是管師生膳食的，膳夫由朝廷撥囚徒充役，洪武十五年六月敕諭監丞等：「囚徒膳夫，俱系死囚，若不聽使令，三更五點不起，有誤生員飲食，一兩遍不聽，打五十竹篦，三遍不聽處斬，做賊的割了腳筋。若監丞典簿掌饌管束不嚴，打一百圓棍，如不死，仍發雲南。有通了學裡學外人偷了學裡諸物者處斬，家下人發雲南，欽此。」 這種刑法是超出當時的《大明律》的。典簿職掌文案，凡一應學務，並支銷錢糧，季報課業文冊等項，皆須明白稽考。又管出納，又管教務，類似現代學校里的總務長和教務長。典籍是圖書館長。
祭酒同時也是教員，和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職專教誨，務在嚴立課程，用心講解，以臻成效。如或怠惰，不能自立，以致生員有戾規矩者，舉覺到官，各有責罰。 換言之，教員如不能使生員循規蹈矩，所遭遇到的不是解聘，而是更嚴重的刑事處分。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土司子弟和海外學生（留學生）。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出自特恩，民生由各地地方官保送。 官生入學的目的，是為了「皇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皇子在內府大本堂，功臣子弟入國學。教之道，以正心為本，學的是如何統治的「實學」，不必像文士那樣記誦辭章。 洪武十六年文淵閣大學士宋訥任國子監祭酒，明太祖特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禮部尚書任昂和諫院、翰林院等官到監，舉行特別考試，考定教官生員高下，分別班次。又以公侯子弟在學讀書，怕不服教員訓誨，特派重臣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將軍做校長，撲罰違教的官生，整頓學風。 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