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對外戰爭史上重要的轉折點，這一仗日本打敗了清朝，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朝政府委曲求和，忍辱割地賠款，訂立不平等條約，使已經走向沒落的腐朽的清朝統治，推向懸崖的邊沿。同時，也因為這一不光彩的敗仗，一連串的屈辱，激發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同仇敵愾，看清楚了清朝統治者的真實面貌，知道非用自己的力量來保家衛國不可，非用自己的力量來反抗侵略不可，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敢於鬥爭，進一步敢於革命，從而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
這一仗是腐朽的垂死的封建主義和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清朝政府的失敗是必然的。但是，應該著重指出，軍事上的失敗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政治。
首先是清朝政府的失敗主義，註定了戰爭的結局。清軍統帥李鴻章從一開頭便不敢抗爭，不惜犧牲一切來換取和平。當敵人著著備戰，引起戰火，甚至在擊沉清政府的運兵船「高升」號以後，李鴻章始終採取避戰方針，幻想通過俄、英、法、美等國的斡旋，出賣中國人民利益，求得暫時的妥協。事實是你愈退讓，敵人便愈瘋狂，你越不敢打，敵人便越要打，以退讓、出賣國家主權來換取屈辱的妥協，結果是導致甲午戰爭的完全失敗。
更有諷刺意義的是海陸軍統帥主和，手無寸鐵的文人卻堅決主戰，以翁同龢為首的一批清談家和傀儡皇帝卻極力主戰。他們沒有實權，不懂軍事，卻大嚷大叫，製造了強烈的輿論，可是在實際行動上卻拿不出一點辦法來，更談不到和人民聯結在一起了。這樣，統治集團內部就形成兩派，翁同龢和皇帝這派主戰，李鴻章和西太后這派主和，吵個不休。在兩派的混吵中，敵人卻全國一致，全力進攻。清朝政府呢？一面向各國哀求斡旋，一面被動挨打，因為正在不惜犧牲一切祈求和平，也就沒有認真備戰，也正因為沒有認真備戰，就不能不接連打敗仗，這樣，連屈辱的妥協也哀求不到了。政治的腐爛，決定了戰爭是非失敗不可的。
以這次著名的海戰為例，事實也正是這樣。
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李鴻章是清楚知道的，他在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七月二十（陰曆）報告清朝政府：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為倭船所不及。然船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漢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逾舊逾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速遲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極快船隻為輔，胥是道也。
詳考各國判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九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極速，今則二十餘海里矣。
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益。
戰艦的噸位和航行速度，決定海軍的作戰力量。北洋海軍只有兩條大鐵甲艦，卻船老行遲，日本呢，主力艦噸位雖小，卻船新行速。更重要的是清朝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未添一船，日本卻從光緒九年以後逐年添造，白白給日本以六年時間，走到前面，這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
其次是速射炮的出現。《晨園漫錄》指出：
我各軍艦之購置，其最新者亦距開戰十二三年。其時軍艦之犧裝大抵專註重艦首之重炮，而於兩舷側之速射炮，則不甚加意。試一檢查各艦之炮位表可以知之矣。其後速射炮日益發達，我各艦依然仍舊，未曾加以改造。
李鴻章知道不知道這情況呢？他是知道的，並且專寫報告要求添裝，但是政府決策是「停購船械」，實現不了。可見這也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
主力艦艦首的重炮比敵人的威力大，在戰時是可以發生作用的。但是到臨戰時重炮的炮彈一共只有三枚，英人泰萊親身參加了這次海戰，他在《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中說：
在旅順查看軍械清單，得知一可悲之事實，戰艦中十吋口徑之大彈，只有三枚。其練慣用之小彈亦奇絀。惟其他諸艦，彈儲尚足。
他立刻向李鴻章提意見，要求補充。結果負責後勤的官員答覆，此種炮彈不能製造。這個官員是誰呢？李鴻章的親戚張士珩。這難道不是政治而是軍事問題？泰萊明確地指出：「蓋腐敗，中飽，及援結私親諸症，使其手下各組織無復完膚者，其病源皆在鴻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諸症，且視尋常中國官吏為甚。」事後，他總結說：「是故中國艦隊，就重炮及鐵甲而論，至少與日本相埒，炮術甚精。訓練雖稍有遺憾，惟水兵可稱善戰。極嚴重之事因厥為子彈之缺乏。此缺乏也，吾人有理由可信其咎非僅在疏忽，而在其工廠總辦之通敵賣國。」其實，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其病源皆在清朝政府自身」，李鴻章不過是代表人物之一而已。
海戰發生在1894年9月17日。
據泰萊的觀察，海軍戰士的士氣很高：「呈欣欣之色者，大率為水手。彼等舉動活潑機敏，以種種方式裝飾其炮座，若不勝其愛護者，其響望之情盎然可覺。」又說：「惟水兵可稱善戰。」
提督丁汝昌是陸軍出身的，戰事由海軍總兵劉步蟾指揮。劉步蟾是海軍中公認「怯懦已素著」的膽小鬼。
發現日艦後，劉步蟾發出信號，改變丁汝昌和將領們一致決定的分段縱列式，兩主力艦居前的戰鬥序列，改為諸艦相併橫列，以主力艦居中的橫陣。這樣，敵艦炮火就會集中兩翼的弱艦，不致集中到劉步蟾指揮的旗艦了。他本人比較安全了，可是北洋海軍的命運也就由這一個怕死的指揮官改變陣勢而決定了。他是知道這兩種不同戰鬥序列的意義的，為了個人的安全而犧牲全軍，這不只是軍事上的嚴重錯誤，而且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
交戰後，北洋艦隊凌亂成半月形，僅有的三個重炮彈，有一彈射入日艦「松島」之腹內。「北洋士兵均獰厲振奮，毫無恐懼之態。」「致遠」艦經過激戰，炮彈打完了，管帶鄧世昌開足馬力去撞日艦「吉野」，和敵人同歸於盡，被日艦魚雷擊中犧牲。超勇等四艦亦被擊沉，「濟遠」船見「致遠」沉沒，管帶方伯謙先逃，撞沉另一戰艦，剩下的殘艦也先後駛出陣地逃避，這場不光彩的海戰就此結束了。
電影《甲午風雲》中的正面人物是鄧世昌和李士茂、王國成，反面人物是方伯謙和李鴻章，都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當時雖然有人為方伯謙被軍法處死而鳴不平，寫了一本《冤海述聞》的書，是不可信的，沒有根據的。書中說日海軍擊沉「高升」號時，「濟遠」發炮打傷日船有功，其實，方伯謙一見日船就害怕，趕忙掛白旗，日艦不理，他又掛日本旗，又不理，就趕忙逃走，只是由於士兵英勇，李士茂、王國成等違令發炮，才能打傷日艦。就方伯謙兩次臨陣脫逃而論，他的死是千該萬該的。
這次海戰失敗的教訓是：第一，和平不可能是祈求得來的，也不可能是從任何國際活動或會議得來的，祈求和妥協只能招致屈辱和失敗。第二，侵略戰爭既然強加於人，那麼反侵略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當敵人著著進攻，戰爭怎麼有可能單方面避免呢？相反，只有團結一致，被侵略者奮起抗戰，沉重打擊侵略者才能保國衛民，取得勝利。第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是政治表現的形式，甲午戰爭的失敗，主要不是軍事上的，而是政治的腐爛和內部的不團結。第四，只有敢於鬥爭，敢於革命，敢於勝利的人民，才有可能阻止戰爭的爆發，也才有可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保障和平的事業。
最後，還要插一句話，清朝政府從光緒十四年起就決定不再添買軍艦和武器了，那麼，海軍經費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晨園漫錄》指出了這筆錢的去路：「撥其經費，作為建造頤和園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