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政治家經常提到的一句話是：「有治人，無治法。」意思是徒法不足以為治，有能運用治法的治人，其法然後足以為治。法的本身是機械的，是不能發生作用的，譬如一片沃土，遼廓廣漠，雖然土壤是十分宜於種植，氣候也合宜，假如不加以人力，這片地還是不能發生生產作用。假如利用這片土地的人不是一個道地有經驗的農人，一個種植專家，而是一個博徒，遊手好閒的紈絝子弟，一暴十寒，這片地也是不會有好收成的。反之，這塊好地如能屬於一個勤懇精明的老農，有人力，有計畫，應天時，順地利，耕耨以時，水旱有備，豐收自然不成問題。這句話不能說沒有道理，就歷史的例證看，有治人之世是太平盛世，無治人之世是衰世亂世。因之，有些人就以之為口實，主張法治不如人治。
反之，也有人主張：「有治法，無治人。」法是鑒往失，順人情，集古聖先賢遺教，全國聰明才智之士的精力，窮研極討所製成的。法度舉，紀綱立，有賢德的領袖固然可以用法而求治，相得益彰，即使中才之主，也還可以守法而無過舉。法有永久性，假定是環境不變的時候，法也有伸縮性，假定環境改變了，前王后王不相因，變法以合時宜所以成後王之治，法之真精神真作用即在其能變。所謂變是因時以變，而不是因人以變，至於治人則間世不多得，有治人固然能使世治，但是治人未必能有治人相繼，堯舜都是治人，其子丹朱、商均卻都不肖，晉武帝、宋文帝都是中等的君主，晉惠帝卻是個白痴，元兇劭則禽獸之不若。假使純以人治，無大法可守，寄國家民族的命運於不肖子白痴低能兒梟獍之手，其危險不問可知，以此，這派人主張法治，以法綱紀國家，全國人都應該守法，君主也不能例外。
就人治論者和法治論者所持論點而論，兩者都有其顛撲不破的理由，也都有其論據上的弱點。問題是人治論者的治人從何產生，在世業的社會組織下，農之子恆為農，父兄之教誨，鄰里之啟發，日茲月茲，習與性成，自然而然會成為一個好農人，繼承父兄遺業，縱然不能光大，至少可以保持勿失。治人卻不同了，子弟長於深宮，習於左右，養尊處厚，不辨菽麥，不知人生疾苦，和現實社會完全隔絕，中才以上的還肯就學，修身砥礪，有一點教養，卻無緣實習政事，一旦登極執政，不知典故，不識是非，任喜怒愛憎，用左右近習，上世的治業由之而衰，幸而再傳數傳，一代不如一代，終致家破國滅，遺譏史冊。中才以下的更不用說了，溺於邪侈，移於嬖倖，驕悍性成，暴恣自喜，肇成禍亂，身死國危，史例之多，不可勝舉。治人不世出，治人之子不必賢，而治人之子卻依法非治國不可，這是君主世襲制度所造成的人治論者的致命打擊。法治論者的缺點和人治論者一樣，以法為治固然是天經地義，問題是如何使君主守法，過去的儒家法家都曾費盡心力，用天變來警告，用人言來約束，用諫官來諫諍，用祖宗成憲來勸導。可是這些方法只能誘引中才以上的君主，使之守法，對那些庸愚剛愎的下才，就無能為力了，法無廢君之條，歷史上偶爾有一兩個例子，如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都是不世出的驚人舉動，為後來人所敢效法。君主必須世襲，而世襲的君主不必能守法，雖有法而不能守，有法等於無法，法治論者到此也技窮而無所措手足了。
這兩派持論的弱點到這世紀算是解決了，解決的樞紐是君主世襲制度的廢除。就人治論者說，只要有這片地，就可以找出一個最合於開發這片地的條件的治人，辦法是選舉。選出的人幹了幾年無成績或成績不好，換了再選一個。治人之後必選治人相繼，選舉治人的全權操在這片地的全數主人手上。法治論者的困難也解決了，由全數主人建立一個治國大法，然後再選出能守法的治人，使之依法管理，這被選人如不守法，可由全數主人的公意撤換，另選一個能守法的繼任，以人治，亦以法治，治人受治於法，治法運用於治人，由治法而有治人，由治人而勵行法治，人治論者和法治論者到此合流了，歷史上的爭辯告一解決了。
就歷史而論，具有現代意義的治法的成文法，加於全國國民的有各朝的法典，法意因時代而不剛，其尤著者有唐律和明律。加於治國者雖無明文規定，卻有習俗相沿的兩句話：「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現代的憲法是被治者加於治國者的約束，這兩句話也正是過去國民加於治國者的約束。用這兩句話來作尺度，衡量歷史上的治國者，凡是遵守約束的一定是治人，是治世，反之是亂人，是亂世。這兩句話是治法，能守治法的是治人。治人以這治法為原則，一切施政，以民為本，裕民以足食為本，治民以安民為本，事業以國民的利害定取捨從違，因民之欲而欲之，因民之惡而惡之，這政府自然為人民所擁戴愛護，國運也自然熾盛隆昌。
歷史上的治人試舉四人作例子說明，第一個是漢文帝，第二是魏太武帝，第三是唐太宗，第四是宋太祖。
漢文帝之所以為治人，是在他能守法和愛民。薄昭是薄太后弟，文帝親舅，封侯為將軍，犯法當死，文帝絕不以至親曲宥，流涕賜死，雖然在理論上他是有特赦權的。鄧通是文帝的弄臣，極為寵幸，丞相申屠嘉以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召通詰責，通叩頭流血不解，文帝至遣使謝丞相，並不因幸臣被屈辱而有所偏護。至於對人民的愛護，更是無微不至，勸農桑，敦孝弟，恭儉節用，與民休息，達到了海內殷富、刑罰不用的境界。
魏太武帝信任古弼，古弼為人忠慎質直，有一次為了國事見太武帝面奏，太武帝正和一貴官圍棋，沒有理會，古弼等得不耐煩，大怒起捽貴官頭，掣下床，搏其耳，毆其背，數說朝廷不治，都是你的罪過，太武帝失容趕緊說，都是我的過錯，和他無干，忙談正事。古弼請求把太寬的苑囿，分大半給貧民耕種，也滿口答應。幾月後太武帝出去打獵，古弼留守，奉命把肥馬做獵騎，古弼給的全是瘦馬，太武帝大怒說：筆頭奴敢剋扣我，回去先殺他（古弼頭尖，太武帝形容為筆頭）。古弼卻對官屬說，打獵不是正經事，我不能諫止，罪小。軍國有危險，沒有準備，罪大。敵人近在塞外，南朝的實力也很強，好馬應該供軍，弱馬供獵，這是為國家打算，死了也值得。太武帝聽了，嘆息說：「有臣如此，國之寶也。」過了幾日，又去打獵，得了幾千頭麋鹿，興高采烈，派人叫古弼徵發五百乘民車來運，使人走後，太武帝想了想，吩咐左右曰，算了吧，筆公一定不肯，還是自己用馬運吧。回到半路，古弼的信也來了，說正在收穫，農忙，遲一天收，野獸鳥雀風雨侵耗，損失很大。太武帝說，果不出我所料，筆公真是社稷之臣。他不但為民守法，也為國執法，以為法是應該上下共守，不可變易，明於刑賞，賞不遺賤，刑不避親。大臣犯法，無所寬假，節儉清素，不私親戚，替國家奠定下富強的基礎。
唐太宗以武勇定天下，治國卻用文治。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長孫無忌是後兄，王玨、魏徵都是仇敵，卻全是人才，一例登用，無所偏徇顧忌，憂國愛民，至公守法。唐史記：「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對曰：『敕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即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全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又：「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彈之，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范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范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上悅。」前一事他能捐一時之喜怒，聽法官執法。後一事愛子犯法，也依法削戶免官，且能容忍侍臣的當面折辱。法平國治，貞觀之盛的基礎就建築在守法這一點上。
宋太祖出身於軍伍，也崇尚法治，宋史記：「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宰相趙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如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口，久之不去，太祖卒從之。」皇后弟殺人犯法，依法處刑，絕不寬貸，群臣犯贓，誅殺無赦。
從上引四個偉大的治人的例子，說明了治人之所以使國治，是遵繩於以民為本的治法，治法之所以為治，是在治人之尊重與力行。治人無常而治法有常。治人或不能守法，即有治法的代表者執法以使其就範，貴為帝王，親為帝子，元舅後弟，寵幸近習，在尊嚴的治法之下，都必須奉法守法，行法從上始，風行草偃，在下的國民自然兢兢業業，政簡刑清，移風易俗，臻於至治了。
就歷史的教訓以論今日，我們不但要有治法，尤其要有治人。治人在歷史上固不世出，在民主政治的選擇下，卻可以世出繼出。治人之養成，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