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的貪污在我國整個歷史上，是一個最嚴重最值得研究的問題。
兩個月前作者曾略舉歷史的例證，撰《論貪污》一文，發表於《雲南日報》。在這短文中曾指出：「貪污這一現象，假如我們肯細心翻讀過去每一朝代的歷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發現『無代無之』，竟是和史實同壽！我們這時代，不應該再諱疾忌醫了，更不應該蒙在鼓裡自欺欺人了，翻翻陳賬，看看歷代覆亡之原，再針對現狀，求出對症的藥石，也許可以對抗建大業有些小補。」結論是，治本的辦法應該是把「人」從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個人生活的獨立，每一個人都為工作而生存，人與人之間無倚賴心。從家族本位的社會組織改變為個人本位的社會組織，自然，上層的政治思想文化也都隨而改變。「人」能夠獨立存在以後，工作的收入足夠生活，厚祿嚴刑，交互為用，社會有公開的輿論指導監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監察機關舉劾糾彈，「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貪污的肅清當然可操左券。所說多屬通論，意有未盡，現在專就一個時代研究貪污的現象和背景，作為貪污史的一章。
我所挑選的一個代表時代是明朝，因為這時代離我們近，史料也較多，《明史·循吏傳序》說：「明太祖下逮宣仁，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英武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嘉隆以後，資格既重……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復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已日偷，民生由之益蹙。」陳邦彥在他的《中興政要》書中也說：「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遊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橐，必嗤斥之。今天下自大吏於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受銓天曹，得羶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姍笑，以為無能。士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為，皆以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作吏，所以受知於上者非賄賂不為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檢《明史·循吏傳》所紀循吏一百二十五人，從開國到正德（公元1368—1521）一百五十三年中有一百二十人，從嘉靖到明亡（公元1521—1644）一百二十四年只有五人！清儒趙翼讚歎明代前期的吏治說：「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
其實這只是一種比較的說法，事實上嘉隆以前的貪污現象並未絕跡。舉著例如洪武時代的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二十二萬，盜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諸司官吏系獄至數萬人。成祖朝紀綱之作惡，方賓之貪贓，宣宗朝劉觀之黷貨，英宗朝王振之賂賄兢集，逯杲、門達之勒賄亂政，憲宗朝汪直尚銘，武宗朝劉瑾、江彬、焦芳、韓福、張之權震天下，公然納賄，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不鬧得烏煙瘴氣的。和嘉靖以來的嚴嵩、魏忠賢兩個時代比較，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假如像《循吏傳》所說，前後兩時期真有劃然不同之點，那就是陳邦彥所指出的，前一時期，社會尚指斥貪污為不道德，一般士大夫還知道守身自愛，後一時期則貪污成為社會風氣，清廉自矢的且被斥為無能。這一風氣的變化是值得今日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明代吏治的貪污如上舉諸例，都已為學人所諗知，不必贅及，現在要說明的是一般的情形。前期如宣德朝可說這朝代的全盛時期，吏治最修明的一階段了。宣德三年（公元1428）敕諭說：「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於科差，貧富困於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數十倍。加以郡邑宦鮮得人，吏肆為奸，徵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逋欠，國家倉廩，月計不足。」十年後，英宗初政，三楊當國，有人上書政府敘述地方吏治情形說：「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鉤距之求，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經年置人於犴獄，濫刑恆及於無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顛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到七年後王振用事，公開的納賄，公開的勒索，連政府僅存的一點紀綱都掃地而盡了。
到後期上下貪污相蒙，互相援引，輦轂賂遺，往來如織，民苦貪殘者宦稱卓異，不但不為察典所黜，而且連連升擢。地方官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長吏則有科罰，有羨餘，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無以復加。搜括聚斂，號為常例，公開聲說這錢為朝覲為考課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馴至國家頒一法令，地方興建事業，都成為官吏的利藪。以搜括所得經營升調，「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託為當然，以循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蕭然而來，捆載而去。即使被銓司察黜，最多也不過罷官，即使被撫按彈劾，最多也不過為民，反正良田大宅，歌兒舞女，不但自己受用，連子孫的基業也已打好，區區一官，倒也無足留戀了。
入仕必由科第，科場的關節，用錢買題目的技術也發現了。做官要做宰相，行賄入閣也成公開的秘密了。科名和輔相都可用金錢取得，其他的情形當然類推可知。
納賄的技術也隨時代而進步，前期孝宗時太監李廣懼罪自殺，他家的賬簿登載文武大臣納賄數目的被查出，明載某人送黃米若干石，某人白米若干石，孝宗一看嚇呆了說，李廣能吃多少？後來才知道黃米代表金，白米代表銀。後期改以雅稱，號為書帕。外官和京官交際，公開有科（給事中）三道（御史）四的比例。開頭還假託小書名色，列柬投遞標書十冊二十冊，袖手授受，不讓人見，有點忌諱。後來漸漸公開，由白銀而黃金而珠玉，數目也逐漸增多。外官和京官出使回來的都以書帕為人情，免不得買一些新書，刻幾種新書來陪奉金銀珠寶。明代後期刻書之多之濫，就是這個道理。
滔滔者舉世皆是也！如飲狂泉，如膺痼疾，上下男女老幼都孜孜矻矻唯利是圖，唯錢是貴，不但國家民族的利益談不到，即是家人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感情，也以錢來決定其是否持續。
這種風氣是怎樣造成的？我們最好用當時人的話來說明。
第一是社會教育。讀書受苦是為得科名，辛苦得科名是為做官，做官的目的是發財。由讀書到發財成為一連串的人生哲學。黃省曾在《吳風錄》中說：「吳人好游托權要之家，家無擔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由是無不以士為貴。而求入學庠者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謝肇淛《五雜俎》更說得明白：「今之人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朊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為幼之受苦，政為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劉宗周也說：「士習之壞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士習日壞。明經取金紫，讀易規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焉。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鑽刺，一入學校，闖行公庭。等而上之，勢分雖殊，行逕一轍。以囑託為通津，以官府為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即鄉里且為厲焉，何論出門而往？尚望其居官盡節，臨難忘身，一效之君父乎？此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貪污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習與性成，誠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第二是社會環境。一般讀書人在得科名的一天，也就是開始負債的一天。吳應箕在他的《擬進策》里說：「士始一窶人子耳。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宴輿馬之需，於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干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謁見則先喪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者債日益重，氣日益衰，蓋未仕而所根柢於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債給於民，能堪之乎？」甚至一入仕途，債家即隨之赴任，京債之累，使官吏非貪污不可。陶奭齡說：「今寒士一旦登第，諸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華腴之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後，債家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削閭閻，何以償之？」周順昌在做官後，被債主所逼，向他的親戚訴苦說：「諸親友之索債者填門盈戶，甚至有怒面相詈者。做秀才時艱苦備歷，反能以館穀怡二人，當大事。今以濫叨之故，做一不幹凈人，五年宦遊，不能還諸債主，官之累人也多矣。」這是一個不合時代的書獃子，難怪他日後死於魏忠賢之手。
第三是政治環境。皇帝要進獻，得寵的內官要賄賂，內閣要，吏部也要，有關的京官也要，上層的撫按要，知府更非多送不可，層層賄賂，層層剝削，錢一本說：「以遠臣為近臣府庫，以遠近之臣為內閣府庫。」劉宗周說：「一令耳，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自道而司，自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肆應不給……」舉實例如劉瑾用事時，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