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這是歷代相傳的名言，顛撲不破的真理。其實，征之於過去的史實，這句話還可引申為：「內政修明而有敵國外患者國必不亡！」「內政不修而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內政不修的涵義極廣，舉實例說明之，如政出多門，機構龐冗，橫徵暴斂，法令滋彰，寵佞用事，民困無告，貨幣紊亂，盜賊橫行，水旱為災等都是，而最普遍最傳統的一個現象是貪污。這現象是「一以貫之」，上述種種實例都和她有母子關係，也可以說貪污是因，這些實例是果。有了這些現象才會有敵國外患，反之如政治修明，則雖有敵國外患也不足為患。
貪污這一現象，假如我們肯細心翻讀過去每一朝代的歷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發現「無代無之」，竟是與史實同壽！我們這時代，不應該再諱疾忌醫了，更不應該蒙在鼓裡夜郎自大了。翻翻陳賬，看看歷代覆亡之原，再針對現狀，求出對症的藥石，也許可以對抗建大業有些小補。
一部二十四史充滿了貪污的故事，我們只能揀最膾炙人口的大人物舉幾個例，開一筆賬，「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下僚小吏，姑且放開不談。
過去歷史上皇帝是國家元首，皇帝的宮廷財政和國家財政向來分開，但是有時候皇帝昏亂浪費，公私不分，以國產為私產，恣意揮霍，鬧得民窮財盡，這種情形，史不絕書。最奇的是皇帝也有貪污的，用不正當的方法收受賄賂，例如漢靈帝和明神宗。漢靈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後，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光和元年（公元178）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公千萬，郎五百萬，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崔烈入錢五百萬拜司徒，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靈帝忽然懊悔，和左右說，這官賣得上當，那時只要稍為掯住一下，他會出一千萬的。大將如段熲、張溫雖然有功，也還是用錢買，才能做三公。又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內廷，名為導引費。又稅天下田畝什錢修宮室，內外官遷除都先到西園講價錢，大郡至二三千萬，付了錢才能上任，關內侯值錢五百萬。他把國庫的金錢繒帛取歸內府，造萬金堂貯之，藏不下的寄存在小黃門常侍家。黃巾亂起，卒亡漢社。無獨有偶，一千四百年後的明神宗也是愛錢勝過愛民的皇帝，他要增殖私產，到處派太監榷稅採礦，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有的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有的發掘歷代陵寢，豪奪民產，所至肆虐，民不聊生，大小臣工上疏諫止的一概不理，稅監有所糾劾的卻朝上夕報，立得重譴。結果內庫雖然金銀山積，民間卻被逼叛亂四起，所遣稅監高淮激變於遼東，梁永激變於陝西，陳奉激變於江夏，李奉激變於新會，孫隆激變於蘇州，楊榮激變於雲南，劉成激變於常鎮，潘相激變於江西，鬧得瓦解土崩，民流政散，甚至遣使到菲律賓採金，引起誤會，僑民被殺的至二萬五千人。國庫被挪用空乏，到了外患內亂迭起，無可應付時，請發內庫存金，卻靳靳不肯，再三催討，才勉強發出一點敷衍面子。他死後，不過二十多年，明朝就亡國了。推原根本，亡國的責任應該由他的貪污行為負責。
皇后貪污亡國的，著名的例子有五代唐庄宗的劉後。劉後出身寒微，既貴，專務蓄財，薪蔬果茹，都販鬻充私房，到了做皇后時，四方貢獻，分作兩份，一上天子，一上中宮。又廣收貨賂，營私亂政，宮中寶貨山積，皇后的教和皇帝的制敕並行，藩鎮奉之如一。鄴都變起後，倉儲不足，軍士有流言，政府請發內庫金帛給軍，庄宗要答應，她卻說自有天命，不必理會。大臣再三申論，她拿出妝具和三個銀盆，又叫三個皇子出去說：人家說宮中蓄積多，不知都已賞賜完了，止留下這些，請連皇子賣了給軍士罷。到庄宗被弒後，她卻打疊珍寶馱在馬鞍上，首先逃命。餘下帶不走的都被亂軍所得。
大臣貪污亂國的更是指不勝屈，著例如唐代的楊國忠、元載，宋代的秦檜、賈似道，明代的嚴嵩，清代的和坤。史書記元載籍沒時，單胡椒一項就有八百斛，鍾乳五百兩。嚴嵩的家產可支軍餉數年，籍沒時有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餘萬兩，其他珍寶不可勝計，隱沒未抄的不可計數。和坤的家產可以供給全國經費二十年，以半數就夠付清庚子賠款。
太監得君主信任的，財產的數目也多得驚人。例如明代的王振，籍沒時有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劉瑾擅權不過六七年，籍沒時有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其他珍寶無算。
一般官僚的貪污情形，以元朝末年作例。當時上下交征，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補得職近曰好窠。遇事要錢，成為風氣，種下了亡國的禍根。
武人的貪污在歷史上也不能例外，有個著名的故事說，五代時有一個軍閥被召入朝，百姓喜歡極了，說是從今拔去眼中釘了，不料這人在朝廷打點花了大錢，又回舊任，下馬後即刻徵收「拔釘錢」。又有一軍閥也被召入朝，年老的百姓都摸摸鬍子，會心微笑，這人回任後，也向百姓要「摸鬍子錢」。
上下幾千年，細讀歷史，政簡刑清，官吏廉潔，生民樂業的時代簡直是黃鐘大呂之音，少得可憐。史家遇見這樣稀覯的時代，往往一唱三嘆，低徊景仰而不能自已。
歷朝的政治家用盡了心力，想法子肅清貪污，樹立廉潔的吏治，不外兩種辦法。第一種是厚祿，他們以為官吏之所以不顧廉恥，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祿不足以養廉，如國家所給俸祿足夠生活，則一般中人之資，受過教育的應該知道自愛。如再違法受贓，便是自暴自棄，可以重法繩之。第二種是嚴刑，國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國共棄之。前者例如宋，後者例如明初。
宋代官俸最厚，京朝官有月俸，有春冬服（綾、絹、綿），有祿粟，有職錢，有元隨傔人衣糧、傔人餐錢。此外又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面羊口之給。外官則別有公用錢，有職田。小官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給賜優裕，入仕的人都可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顧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國家做事。一面嚴刑重法，凡犯贓的官吏都殺無赦，太祖時代執法最嚴，中外官犯贓的一定棄市。太宗時代也還能維持這法令，真宗時從輕改為杖流海島。仁宗以後，姑息成風，吏治也日漸腐敗，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語了。明代和宋代恰好相反，明太祖有懲於元代的覆敗，用重刑治亂國，凡貪官污吏，重則處死，輕也充軍或罰做苦工，甚至立剝皮之刑，一時中外官吏無不重足屏息，奉公畏法。仁宣兩代繼以寬仁之治，一張一弛，倒也建設了幾十年的清明政治。正統以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原因是明代官俸本來不厚，洪武年代還可全支，後來便採用折色的辦法，以俸米折鈔，又以布折俸米，朝官每月實得米不過一二石，外官厚者不過三石，薄的一石二石，其餘都折鈔布，鈔價貶值到千分之二三，折算實收，一個正七品的知縣不過得錢一二百文。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蓄妻子，除了貪污，更無別的法子可想。這情形政府當局未嘗不了解，卻始終因循敷衍，不從根本解決，上下相蒙，貪污成為正常風氣，時事也就不可問了。
由於上述兩個例子，宋代厚祿，明初嚴刑，暫時都有相當效果，卻都不能維持久遠（但是比較地說，宋代一般的吏治情形要比明代好一點）。原因是這兩個辦法只能治標，對貪污的根本原因不能發生作用。治本的唯一辦法，應該從整個歷史和社會組織去理解。
一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組織，我們的文化都是以家族為本位的。在農村裡聚族而居，父子兄弟共同勞作，在社會上工商也世承其業，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從修身齊家出發。孝友睦姻是公認的美德，幾代同居的大家族更可以誇耀鄉黨。做官三輩爺，不但誥封父母，蔭及妻子，連親戚鄉黨也雞犬同升。平居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以做官發財，親朋也以此相勉，社會也以此相欽羨，「個人」在這環境下不復存在，一旦青雲得路，父族妻族兒女姻戚和故舊鄉里都一擁而來，祿薄固不能支給，即祿厚又何嘗能夠全部應付，更何況上官要承迎，要人要敷衍，送往迎來，在在需錢！如不貪污非餓死凍死不可！固然過去也有清官，清到兒女啼飢號寒，死後連棺材也買不起的。也有做官一輩子，告休後連住屋也沒有一間的。可是這類人並不多，一部正史的循吏傳也不過寥寥十數人而已。而且打開天窗說亮話，這些人之所以做清官，只是用禮法勉強約束自己，有一個故事說某一清官對人說，錢多自然我也喜歡，只是名節可畏，正是一個好例。
根據這個理解，貪污的根絕，治本的辦法應該是把「人」從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個人生活的獨立，每一個人都為工作而生存，人與人之間無倚賴心。從家族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