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張端義在他所著的《貴耳集》中有一段話：
古今治天下多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法，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把每一個時代的特徵指出。「尚」從縱的方面，可以說是時代精神，從橫的方面，可以說是社會風氣。
一時代有它的特殊時代精神——社會風氣，也就是有所「尚」，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成問題的是所尚的「主流」，是發端於「治天下者」？是被治的下層民眾？是中間階層的士大夫集團？
就歷代所「尚」而說，三代渺遠，我們姑且擱開不說，秦以下的刑法、材謀、節義、辭章、清談、族望、制度文華、法令議論，大體上似乎都和小百姓無干，治天下者的作用也只是推波助瀾，主流實實在在發於中層的士大夫集團，加以上層的提倡，下層的隨和，才會蔚為風氣，滂薄一世。不管歷史對所「尚」的評價如何，就主流的發動而論，轉變社會風氣，也就是所謂移風易俗，只有中層的士大夫集團才能負起責任。
就上述的所「尚」而論，有所「尚」同時也有所弊。社會風氣的正常或健全與否，決定這一社會人群的歷史命運，往古如此，即在今日也還是如此。例如秦尚刑法，其弊流為誹謗之誅，參族之刑，殘虐天下，卒以自滅。東漢尚節義，固然收效於國家艱危之際，可是也造成了處士盜虛聲，矯名飾行，欺世害俗的偽孝廉、偽君子。晉尚清談，生活的趣味是夠條件了，其弊流為只顧耳目口腹的享受，忘掉國家民族的安危。王夷甫一流人的死是不足塞責的。周隋尚族望（唐也還未能免此），流品是「清」了，黃散令仆子弟的入仕，都有一定的出身。譜牒之學也盛極一時，可是用人唯論門第，不責才力，庸劣居上位，才俊沉下品，政治的效率和綱紀也就談不到了。高門子弟坐致三公，盡忠於所事的道德也當然說不上了。宋尚法令議論，史實告訴我們，宋代的敕令格式，一司一局的海行往往一來就是幾百千卷，結果是文吏疲於翻檢，夤緣為奸。議論更是不得了，當靖康艱危之際，敵人長驅深入，政府群公還在議戰議和議守議逃，議論未決，和戰未定，敵人已經不費一兵一卒渡過了黃河進圍開封了。饒是兵臨城下，還是在議論和戰，和戰始終不決，戰也不能戰，和也和不了，終於亡國。
史實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社會風氣所尚的正面，給一群特殊人物以方便，尚族望的給高門子弟以仕進的優先權，尚法令議論的給文墨之士以縱橫反覆的際會。反面呢，寒士拮据一生，終被擯斥於台閣之外，國民殺敵破家，不能於國事置喙一字，他們的血是無代價地被這群人所犧牲了。
從歷史上的社會風氣的正反面，來衡量近三十年來的變局，也許可以給我們以一個反省的機會。
最近三十年間的變革，不能不歸功於致力新文化運動的先輩，他們負起了轉移社會風氣的責任。舉具體的例子來說，他們把人從舊禮教舊家庭之下解放出來，他們打倒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買賣式婚姻，婦女再嫁和離婚已不再成為社會的話柄。受之父母的頭髮給剪掉了，纏足解放了。詁屈難解的文言代替以明白易懂的白話，對於舊的傳說和史實重新予以科學的評價，傳統的經典也從語言學比較文字學各方面予以新的意義。他們也介紹了西洋的新思想，民主與科學，奠定了新時代的學術風氣，綜合地說明這時期的社會風氣，可以說是所尚在「革」。
反面呢？破壞了舊的以後，新的一套還不曾完備地建設起來，小犢僨轅，前進的青年憑著熱情、毅力，百折不回地著手建設所憧憬的樂園，他們不顧險阻，不辭勞瘁，繼續前進，要完成新文化運動所啟示的後果，結局是遇到障礙，時代落在他們的後面。他們的血匯合起來成為一條大河，滋潤後一代人的心靈，給史家以憑弔的資料。
這一轉變正在繼續邁進中，光明已經在望了，突然爆發了不甘奴役的抗戰，前後經過了七年的艱苦掙扎，創造了新的時代精神，前一時期的思想的解放，於此轉變為整個民族的解放了。
七年來的抗戰，完成了民族統一的偉業，提高了國際地位，就對外的同仇敵愾這一點來說，我們做到了史無前例，全國人民一心一德的地步。可是就對內方面說，似乎過度動蕩緊張的情緒，使整個社會失去了常態，「人」重新歸納在民族抗戰的前提之下，前一時期所破壞的對象，又以另一姿態出現，另一名詞出現了。近幾年來隨著不正常的物價狂跌，安居樂業的悠閑趣味已被生存問題所威脅，隨之社會風氣也起了重大的空前的變化，這變化根本變化了個人的思想信仰，被變化了的人所做的不正常的活動，也根本促進社會風氣的再變化，循環激蕩，互相因果，變化的痕迹有線索可尋，病象也極明白，舉目前能夠看出來而又可說的大概有幾方面：
第一是過去造成社會風氣的主流，所謂中層集團的漸趨消滅。這集團包括曾受教育的知識分子和小有產者。在歷史上這個集團的政治意識是最保守的，下層民眾的叛亂，多由這個集團負責任壓制和敉平，元末豪族之抵抗香軍，清代後期曾、胡、左、李諸人之對抗太平天國即是著例。這七八年來，這集團的人一小部分離開原來的崗位，長袖善舞，扶搖直上，爬到上層去了。大部分人則被自然所淘汰，固定的收入減為戰前的百分之四，終日工作所得不及一引車賣漿者流，失去產業，失去過去可以自慰的優越感，鳩形鵠面，捉襟露肘，兒女啼飢號寒，甚至倒斃路旁，冤死床笫，被推落在下層。中間階層將被肅清了。以後會只剩了上層和下層，一富一貧，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二是道德觀念的改變。前一時代的社會輿論，所稱揚的是有才有能的人（這類人雖然事實上並不很多），並不一定以財富為標準，著名的貪官污吏，軍閥劣紳，雖然滿足於個人生活的享受，卻也還知道清議可畏，不敢用聖經賢傳的話來強自粉飾。現在則正好相反，能弄錢和賺錢最多的是合乎生存條件的優勝者，社會並不追問他的錢是由於貪污，由於走私，由於囤積，只要腰纏萬貫，即使是過去不齒於鄉黨的敗類，也可遨遊都市，號為名流，經商入仕，亦商亦官，無不如意。至於遵守法紀，忠心職業的人，不是被排擠，就是困死病死，即使不死，也永遠無聲無臭，得不到社會的尊敬，更得不到朋友的同情、鄉黨的稱譽。道德的觀念，因社會的變革而需要重新估價了。
第三是職業的混淆與貪污。就幾年來的見聞，靠固定收入來維持生活的人，逼於環境，非兼差或兼業不能生存，有人甚至於同時兼任三四個機關有給的職務，或者兼管有倍蓰利潤的商業，不但學商不分，工商不分，連官商也不分了。東邊畫卯，西邊報到，日夜奔波，以正業為副業，敷衍了事，以兼業為本分，全神貫注，習與性成，以為天經地義，無可非議。不但作事效率無從談起，單就各行各業各機關的人事異動來說，人人都存三日京兆之心，隨時都準備作喬遷之計，人不安業，業也不能擇人，社會的國家的損失，在這種職業的混淆和流動之下，簡直是不可以數字來計算。更進一步，若干敗類借口於收入不足以贍家養身，公開收受賄賂，營私舞弊，破法壞法，貪污成為風氣，置國法清議於不顧，大官小官，都成利藪，大事小事，儘是財源，上行下效，惘然不知廉恥之為何物，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如不糾正，未來的建國大業，恐怕會有無從下手的困難。
就以上所指出的幾方面，綜合起來，就歷史系統而強為歸納，這時期所尚的恐怕是「利」！美名之為拜金主義。這是一個可怕的病態，比敵人的侵略更可怕的病症。目前如不努力設法轉變，用社會的力量來移風易俗，則抗戰雖然勝利，恐怕我們的損失將會比失敗更為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