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若干時代，軍權政權法權財權一切大權，始終握於中央政府之手，各級地方政府唯唯聽命。中央之於地方，猶軀幹之於手足，令出必行。地方之於中央，猶眾星之拱北辰，環侍唯謹。例如宋代和明代。
也有若干時代，中葉以後，大權旁落，地方政府自成單位，其強大者更是操縱中樞，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中樞政令只及於直屬的部分，枝強幹弱，失去均衡。例如漢末、六朝和唐的後期、清的後期。
前者用科學的術語說，我們叫它作政治上的向心力時代，用政治上的術語說，可叫作中央集權時代。後者則是政治上的離心力時代，也可叫作地方分權時代。為避免和現代的政治術語混淆起見，我們還是用向心力和離心力這兩個名詞較為妥當。
要詳細說明上舉幾個不同時代的各方面情形，簡直是一部中國政治史，頗有不知從何處說起之苦，並且篇幅也不容許。我們不妨用簡筆畫的辦法，舉幾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辦法是看那個時代人願意在中央做事，還是在地方做事，前者舉宋朝作例，後者舉唐朝作例。
宋承五代藩鎮割據之後，由大分裂而一統。宋太祖採用謀臣趙普的主意，用種種方法收回地方的兵權、政權、法權、財權。中央直屬的軍隊叫禁軍，挑選全國最精銳的軍人組成，戰鬥力最強，挑剩的留在地方的叫廂軍，全國各地的廂軍總數才和禁軍的總數相等，以此在質量兩方面國軍都超過了地方軍。各地方政府的長官也都直接由中央任免。地方的司法和財政也都由中央派專使，提點刑獄公事和轉運使直轄。府縣的長官大部分都帶有在中央服務的職名，任滿後仍須回中央供職，到地方作事只算是出差（差遣）。在這一個系統之下，就造成了政治上的向心力。宋代的各級官吏，都以到地方服務為回到中央供職的過程，內外雖迭用，但最後的歸結還是台閣監寺以至兩地。如地位已到了台閣侍從，則出任州守，便算譴謫。反之由外面內召，能到曹郎，便是美遷。「故仕人以登台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勛爵邑有無為輕重。」一般士大夫大多顧戀京師，輕易不肯離去闕下，葉夢得《避暑錄話》下記有一則范純仁的故事說：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饌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達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余。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廷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范堯夫是哲宗時的名臣名相，尚且以克削飲食的手段，來節制出處，可見當時一般重內輕外的情形。南渡後半壁江山，政治重心卻仍因制度的關係，維繫在朝廷，外官紛紛要求京職。《宋會要稿·九五·職官》六〇之二九：
紹興九年（公元1139）五月二十三日，殿中侍御史周英言：士大夫無安分效職之心，奔走權勢，惟恐不及，職事官半年不遷，往往有滯淹之嘆。
又一〇六《職官》七九之一二：
慶元二年（公元1196）十月十四日，臣僚言，近日監司帥守，到任之後，甫及半考，或幾一年，觀風問俗，巡歷未周，承流宣化，撫字未遍，即致書當路，自述勞績，干求朝堂，經營召命。
……
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臣僚言，比年以來，州縣官吏，奔競躁進，相師成風，囑託請求，恬不知恥，賄賂雜沓於往來之市，汗牘旁午於貴要之門，上下玩習，不以為怪。故作縣未幾，即求薦以圖院轄。作倅未幾，即求薦以圖作州。作州未幾，即求薦以圖特節。既得節矣，復圖職名，得職名矣，復圖召命。
以上二例，固然是政治的病態，卻也可看出這時代向心力的程度。
再就唐代說，安史之亂是一個路標，亂前內重外輕，亂後內輕外重。亂前的府兵屬於國家，亂後節鎮兵強，中央衰弱。亂前官吏任免由朝廷，亂後地方多自辟僚屬，墨版假授。亂前財政統一，亂後財賦有留州留使，僅上供是朝廷的收入。亂前中央官俸厚，地方官俸薄，亂後恰好相反。至於河北山東割據的藩鎮，則索性一切自主，完全和中央無干。亂前士大夫多重內官，輕外職。此種風氣，唐初已極顯著，貞觀十一年（公元637）馬周上疏即提到這問題，他說：
今朝廷獨重內官，刺史縣令，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勛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外出，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
長安四年（公元704）李嶠也上疏說：
安人之方，須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
神龍元年（公元705）趙冬曦也說：
今京職之不稱者，乃左為外任，大邑之負累者，乃降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遷為遠官。
直至開元五年（公元721）源乾曜還說：
臣竊見勢要之家，並求京職，俊義之士，出任外官，王道均平，不合如此。
這種畸輕畸重的形勢，深為當時有識的政治家所憂慮，唐太宗以此自簡刺史，令五品以上京官舉縣令一人。武后時以台閣近臣分典大州，中宗時特敕內外官吏更用，玄宗時源乾曜請出近臣子弟為外官，都想矯正這種弊端。不過全無用處，外官之望京職，有如登仙。
《新唐書·倪若水傳》：
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仆！
等到「漁陽鼙鼓動地來」，胡笳一聲，立刻把這一種向心力轉為相反的離心力。《新唐書·李泌傳》說：
貞元三年（公元787）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至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遷台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倍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其事，不能悉如所請。
元和時（公元806—820）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內召做相，至祖道泣下，固辭不就。《新唐書》本傳：
吐突承璀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幸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
這情形恰好是亂前亂後絕妙的對照。士大夫都營求外任，不肯赴闕，人才分散在地方，政府無才可用，末期至用朱朴、鄭綮做相，「履霜堅冰至」，其由來也漸矣。
明代政治組織較前代進步，內閣決大政，六部主庶務，都督府司兵籍，都察院司彈劾監察，官無虛設，職與事符。並且衛軍全屬於國家，地方無私兵。地方政府的組織也較前代簡單而嚴密，嚴格說只有府縣兩級，均直屬中央。原來的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皆帶使名，以中央官外任，後來增設巡撫，也是以中央大員出巡。總督主兩省以上的軍務，事定即罷。土大夫以內召為寵命。詔書一下，全國上下奉行唯謹。清代因承明制，卻有一部分沒有學到家，總督軍務成為地方常設的經制的疆吏，許可權過大過重，前期國勢強盛，尚可以一紙命令節制調動。中葉以後，八旗軍力衰弱，代以綠營，洪楊亂起，綠營不能用，復代以練勇。事定後，各省疆吏擁兵自重，內中淮軍衍變為北洋系，猶自成一系統，潛勢力可以影響國政，義和團亂起，南方各省疆吏竟成聯省自立的局面。中央政令不行，地方形同割據。革命起後，北洋系的軍人相繼當國，形成十六年割據混戰的局面。在這期間內，政治上的離心力大過向心力，一般知識分子，多服務於地方，人才分散。我們回顧這兩千年的專制政治，無論向心或者離心，都是以獨夫之心，操縱數萬萬人之事。而歷朝皇帝，都生怕天下把得不穩，於是大量引用戚族，舉全國人的血汗，供一家之榮華富貴，荒淫奢侈。自今而後，我們需要向心，我們更需要統一，但我們必須向心於一個民主的政權，我們必須統一於一個民主的政府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