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會堂的停車場上停滿了汽車。那些在停車場找不到位置的車沿街一直停到了半英里以外。這天是贖罪日，是信眾祈禱上帝赦免他們在過去一年中的罪惡的日子，是猶太教中最神聖的一天。據說在這一天，上帝決定誰能繼續活下去。
這是非常嚴肅的一天，也是「大先生」大顯身手的一天，因為他總是把一年中最精彩的佈道留到這一天。幾乎每年這一天，人們離開的時候，無不熱烈地談論著「大先生」關於生命、死亡、愛和寬容的闡述。
但不是今天。今天他已經八十九歲了，他不再講道。他不再出現在講壇上。他安靜地坐在聽眾席中，我則坐在大廳另外一個區域，我爸爸媽媽身邊。這輩子，這個場合，我都是這麼坐的。
這一天，我看起來像是個有歸屬的人。
那天下午，我穿過教堂去找「大先生」。我看到了一些以前的同學，臉有些熟悉，但或是頭髮稀疏了，或是戴上了眼鏡，或是出現了雙下巴……他們朝我微笑，小聲打招呼，我還沒有認出他們，他們已經認出了我。我不知道他們內心深處是不是覺得我自視高人一等，因為我已經離開了這裡在別處發展。他們這樣想也情有可原。我想我的行為確實會讓人這樣以為。
「大先生」的座位離走道還隔了幾個位置，他正在隨著一段歡快的祈禱詞的節奏而鼓掌。他像以往一樣穿著乳白色的袍子，他討厭被人在公眾場合看到的那副助步器，被倚在附近的牆角。薩拉坐在他邊上，她看到我，便拍了拍她丈夫。「大先生」一邊鼓掌，一邊轉過頭。
「呵，從底特律大老遠趕來了啊，」他說。
他的親人們幫他站了起來。
「來，讓我們說說話。」
他慢慢移出來，扶好助步器。坐在靠走道位置的人都往裡縮了縮，但好像又都準備好了隨時伸出手來幫他一把。你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他們對「大先生」的敬畏和關心。
他抓住把手，往外走。
每走幾步，他都要停下來和人打招呼。二十分鐘之後，我們終於在他的小辦公室坐了下來。小辦公室就在他以前的大辦公室對面。我還從來沒有機會在這一年中最神聖的一天里和「大先生」單獨面對面。和他待在辦公室里，其他人都在外面，感覺很特別。
「你妻子也來了嗎？」他問。
和我家人在一起。
「很好。」
他對我妻子一直很和善。而且也從沒有就她的信仰問題對我有意見。在這一點上，他很照顧人。
你感覺怎麼樣？我問。
「很糟糕，他們逼我吃東西。」
誰啊？
「那些醫生。」
那就吃一點嘛。
「不，不行，」他握緊了一個拳頭。「今天我們禁食。這是我一貫的傳統。我希望能夠堅持我的傳統。」
他放低了拳頭，手不自主地抖個不停。
「你看到了嗎？這就是人類的困境。我們都想逃離它，」他似乎在喃喃自語。
變老？
「變老，我們可以接受。但真的老了，這就成了一個問題。」
「大先生」的佈道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他的親戚中最年長一個阿姨過世後，他是怎麼做的。他的雙親早已過世，他的祖父母更是早就落土為安了。站在阿姨的墓碑前，他意識到了一個簡單，但又非常令人害怕的事實：
下一個就輪到我了。
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之下，當你被排到了最前面，當你再也不能夠躲到後面想「還沒有輪到我」時，該怎麼辦呢？
現在看到「大先生」坐在書桌後，我悲哀地想到，他在他們家族的這個名單上佔據頭號的位置已經有很多年了。
你為什麼不上台講道了？我問。
「我不敢想像，萬一我講錯了一個字，萬一我在關鍵的時刻忘了詞，我會失去……」
你不需要為此感到尷尬的。
「不是我，」他糾正我說，「是聽眾們。如果他們看到我頭腦混亂……他們會想到我快要死了。我不想嚇著他們。」
我應該知道，他首先想到的，總是我們的感受。
小孩子的時候，我真的相信在天堂里，有一本巨大的，沾滿了灰塵的生死簿。每年的贖罪日，上帝都會翻出這本書，用一支鵝毛大筆在裡面圈圈點點——打鉤，打叉，打鉤，打叉——要麼生，要麼死。我總是擔心我祈禱得還不夠虔誠，我需要把眼睛閉得更緊一點，祈禱上帝的筆不要划過我的名字。
一般人面對死亡，最害怕的是什麼？我問「大先生」。
「害怕？」他想了一會兒。「一方面是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會去向哪裡？是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這是個大問題。
「是的，但還有其他的問題。」
還有什麼？
他向我靠了靠。
「被人遺忘，」他低語道。
離我住處不遠有座公墓，墓地里最早的墓是十九世紀留下的。我從沒有看到過有人來給這些墓碑獻花。大多數人路過這裡，讀了讀墓碑上的字，然後說：「哇，看看這有多古老。」
我想起了這些墓碑，是因為在「大先生」的辦公室里，他誦讀了一首美麗而哀傷的詩。那是托馬斯·哈代寫的，描述一個人在墓碑間穿梭，和亡者對話。那些新近被埋葬的為那些很久之前被埋葬、已經不為人所記得的靈魂而感嘆。
他們早被世人遺忘，
如同沒有存在過，
那是失去生的氣息之後的再次失去，
是第二次的死亡。
第二次死亡。那些養老院中無人探望的老人。那些凍死在街頭的流浪漢。有誰會為他們的死亡而哀悼呢？誰會記得他們曾經活過呢？
「大先生」回憶說：「有一次，我們去俄國旅行，發現了一個古老的東正派教堂。教堂里有個老年人，獨自站著，念著悼亡禱告詞。出於禮貌，我們問他在為誰祈禱。他抬眼看了看我們，回答道：『我在為自己念。』」
第二次死亡。就是你死了，沒有人會記得你。我想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在美國文化中，有那麼多人努力要在這個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記。要為人所知。成名在我們的文化里是多麼重要。為了出名，我們唱歌，自曝家醜，減肥，吃蟲子，甚至自殺。年輕人把內心最隱秘的想法發到網上，廣而告之；在自己的卧室架起照相機。就好像我們在吶喊：注意我！記住我！但惡名聲是持續不了多久的。那些名字很快被人們淡忘，什麼痕迹也留不下來。
那麼，我問「大先生」，你如何避免第二次死亡？
他回答：「從短期來看，答案很簡單。家庭。我希望我能夠活在我們家族後幾代人的心目中。如果他們記得我，為我祈禱，那我就能夠以某種形式還活著。我們一起創造了那些記憶，那些歡笑和眼淚。
「不過就算那樣，也是很有限的。」
為什麼呢？
他用唱詞回答我。
「如果……如果我做得還不錯，那麼，有一代人會記得……記得我，或許兩代人……但是最終……他們會問：『他是誰來著？』」
我反駁他。但開口沒說幾句我就打住了。我意識到，拿我自己來說，我就不知道曾祖父的名字。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我曾祖父長什麼樣子。就算是關係很緊密的家族，牢固的關係又能夠維持幾代人呢？
「大先生」說：「這就是為什麼，信仰是如此的重要。這是一根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拉住的上山下山的繩索。或許很多年過去之後，人們不再記得我。但是我所相信的，我所接受的——關於上帝，關於我們的傳統——卻能夠生生不息地傳下去。這些是我們的父母親們，我父母親的父母親們，傳給我們的。如果這些傳統能夠被我的孫子孫女，我孫子孫女的孫子孫女們繼承，那麼我們就有了，你知道……」
傳承？
「沒錯。」
我們該回佈道會去了，我說。
「沒錯。來，幫我一把。」
我意識到房間里除了他只有我。沒有我的幫助，他無法從椅子里站起來。這離開他站在佈道台上用洪亮的聲音演講，而我坐在人群中完全被他所吸引，多少年已經過去了？我努力不讓自己再想下去。我笨手笨腳地走到他後面，嘴裡數著「一，二……三」，扶著他的胳膊肘幫他站起來。
「啊，」他吐了口氣，「老嘍，老嘍，老嘍。」
我打賭你一定能夠再來一次很棒的佈道。
他抓住助步器。聽到我的話，停住了。
「你真的這樣想？」他輕聲問。
當然，我說。毫無疑問。
他們家的地下儲藏室里，有記錄著「大先生」、薩拉和孩子們早年生活的錄像帶。
有五十年代初期，他們抱著第一個孩子沙洛姆，逗他玩的影像。
有幾年之後，他們和雙胞胎女兒，奧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