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九月 什麼是富有?

「大先生」開始用助步器。我站在大門口,聽見門裡助步器「篤,篤,篤」敲打地板的聲音向我走來。已經是九月了,離我去醫院探望他,又過去了三年。秋天來了,樹上的葉子開始變色,我注意到屋門前的車道上停著一輛我不認識的車。他唱歌的聲音從門後隱隱傳來:「我來啦……等著……我來啦……」

門開了。他微笑著。比起我剛開始拜訪他的時候,他更瘦了,胳膊更加嶙峋,皮膚更加鬆弛,頭髮全白了,高大的身軀佝僂下來。他的手緊緊抓著助步器。

「和我的新夥伴打個招呼吧,」他敲了敲助步器的把手,對我說,「現在我們形影不離。」

他放低了聲音。

「我可拗不過他!」

我哈哈大笑。

「那麼,進來吧。」

一如以往,我跟在他後面。他推著,挪著,蹣跚著走進了那間堆滿了書和關於上帝的資料的書房。

門口那輛車是一個居家看護工作人員的。那意味著他的身體可能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出現意外,也意味著隨時可能有狀況發生。他肺部的癌依舊在那裡。但以「大先生」的年歲——現在是八十九——醫生覺得沒有必要開刀摘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大先生」的生理節奏慢下來,癌的發展速度也慢了下來,就像兩個疲憊的競爭者,一起邁著沉重的步子,向終點走去。

醫生委婉地說,把「大先生」帶走的,很有可能是年齡,而不是癌症。

我們慢吞吞穿過客廳,我意識到另一個使我注意到那輛車子的原因:從我六年前拜訪這個家開始,這裡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傢具沒有變過,地毯沒有換過。電視機的尺寸也沒有變大過。

「大先生」對物質從來不是很在意。

不過話說回來,「大先生」本來也就沒有多少家產。

他生於1917年。他的雙親,就算用那個時候可憐的標準來看,也相當貧窮。阿爾伯特的母親是立陶宛移民,父親是紡織品銷售員,常常失業在家。他們生活在布朗克斯區陶品大街一幢破敗的公寓樓里。常常沒有什麼吃的。小阿爾伯特每天放學回家,走在路上最擔憂的就是看到自家的傢具被人搬到了大街上。

他是家中三個孩子中的老大——他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他在一個猶太小學上學,從日出到日落。他沒有自行車,也沒有玩具。有時候媽媽會買一些過了保質期的麵包回來,塗上果醬,讓他就著熱茶吃。那是他回憶中「童年最美妙的食物」。

生活在大蕭條的陰影之下,阿爾伯特只有兩套替換的衣服,一套是平日里穿的,一套是安息日穿的。他的皮鞋是補過的,他的襪子要天天洗,否則就沒有更換的了。在他的成年禮上——也就是從宗教意義上說他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的那天——他的父親給他準備了一套新正裝。他穿上新正裝,無比自豪。

幾個星期後,他穿著這套新正裝,和爸爸搭乘電車去一個親戚家。那個親戚很富有,是當律師的。他爸爸帶上了媽媽烤的蛋糕。

在親戚家,一個和他差不多歲數的表哥跑過來,上下打量過他之後,哈哈大笑:「阿爾,你穿的是我的舊正裝!」他高聲嚷嚷著,「你們快來看啊,阿爾穿著我的舊正裝!」

阿爾伯特覺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接下來的時間裡,他漲紅了臉坐著,滿心羞愧。在回家的電車上,他憤恨地看著父親,強忍著不讓自己的眼淚流下來。做兒子的明白過來了,父親是用蛋糕換了一箱子舊衣服回來,那是富親戚給窮親戚的施捨。

回到家,他再也忍不住,爆發了。「我搞不懂,」阿爾伯特沖父親嚷道:「你是個虔誠的人。你的表哥不是。你每天祈禱,他不。但是,他們要什麼有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

他的父親點點頭,然後用意第緒語,如唱歌般吟誦起來:

上帝和他的決定是正確的

上帝的懲罰不是無緣無故的

上帝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是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後一次討論。

這也是阿爾伯特·劉易斯最後一次用他所擁有的物質來衡量生活。

現在,也就是七十六年之後,物質對他來說幾乎已經沒有什麼意義,而且這些東西幾乎成了開玩笑的素材。從上到下,他穿的都像是從清倉拍賣會裡淘來的。他的格子襯衫、花襪子和褲子,都出自一個廉價品牌,那個牌子的主產品包括化纖面料的褲子和帶十一個口袋的背心。「大先生」很喜歡那樣的款式,口袋越多越好。他會在口袋裡揣上便簽,鋼筆,小手電筒,五元的鈔票,回形針,鉛筆。

說起私人物品,他的態度就像個小孩子。價格沒有任何意義,好玩才是最重要的。高科技?他最喜歡的東西是一個能夠為他播放古典音樂的帶時鐘的無線電。高級餐廳?他最喜歡的食品是全麥餅乾和花生醬小圓餅。將穀物倒進燕麥粥,再加一點葡萄乾,然後攪拌一下,那就是他的大餐了。他最喜歡採購食品,但只愛買打折的東西——這是大蕭條時期的生活給他留下的習慣——他的超市購物之旅幾乎稱得上是一種傳奇。他可以推著購物車在超市裡逛上幾個小時,尋找最合適的商品。然後,在收銀台處,他會掏出一張又一張打折券,一邊和收銀員開玩笑,一邊驕傲地計算著他省下了多少錢。

那麼多年來,他的工資一直是他妻子代領的,否則的話他根本不會在意此事。他剛開始做拉比的時候,每年的收入不過幾千美元。在為教會服務了五十年之後,他的退休工資和其他現任神職人員相比,依舊少得可憐。但是他從來沒有提出過加薪的要求。他覺得那樣做是不合適的。他在最初上班的那幾年,車都沒有。一個名叫愛德·愛德曼的鄰居會開車帶他到費城,把他在一個地鐵站附近放下,然後他再搭乘地鐵去迪普西大學聽課。

「大先生」似乎用自己的生活驗證了信仰和財富之間的互相排斥作用。如果有教會的教友給他財物,他會建議他們把東西捐給慈善組織。他討厭籌款,因為他覺得神職人員不應該向人要錢。在一次佈道時,他曾說過他唯一想當百萬富翁的時候,是他想到如果他有了這些錢,可以解決許多家庭的財政問題。

他喜歡的是老東西。老鉛筆。老油畫。他自己的祈禱書也是又舊又破,裡面塞滿了用橡皮筋捆綁起來的剪報。

「我想要的東西我都已經有了。為什麼還要追逐更多呢?」他看著亂糟糟的書架說。

你就像《聖經》里的一句話,我說。一個人如果擁有了整個世界,但失去了自己的心靈,那又有什麼益處呢?

「那是耶穌的話。」

啊呀,對不起,我說。

「不用道歉,」他笑了,「這個倒說得還蠻貼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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