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市中心的特姆博大街上有一座教堂，教堂對面是一大片空地。教堂很大，是一幢由紅磚和石灰岩建造而成的哥特式建築。教堂像是被風從另一個世紀吹來的。尖頂。拱門。彩色玻璃窗。有一扇窗上描繪的畫像是先知保羅在問：「我當怎樣行才能得拯救？」
這幢建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八八一年，當時這一帶聚集了很多獨棟豪宅和富有的基督教長老會教徒。他們集資建造了這幢可以容納一千二百個會眾的教堂，這裡曾是美國中西部最大的教會。現在，那些大房子和長老會教徒都已經不見了，這裡成了一個貧窮、荒涼的街區，教堂像已經被人們遺忘。牆皮在脫落，屋頂在搖晃。一年又一年，一些彩色玻璃被盜走了，有些窗戶被封了起來。
這個教堂在我開車去「老虎體育場」的必經之路上。「老虎體育場」是芝加哥著名的棒球場，離教堂約有半英里的樣子。但我從沒有涉足這個教堂。我也從沒看到有人走進去過。
就我所知，這個地方已經被人遺棄。
我準備要看一看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
「大先生」所講的「敵人，屁個敵人」的論點，讓我受到了震動。此後的幾個月里，我開始反省自己的一些偏見。實際的情況是，雖然我致力於慈善公益事業，但是我仍會在腦子裡劃一條線，「我」這邊，「別人」那邊——無論是在文化上、種族上，還是宗教上。我們從小都聽過這樣的道理，行善要從身邊開始做起，幫助自己人是第一位的。
但是，誰是我「自己的人」呢？我現在居住的地方離我的家鄉很遠。我娶了一個有著不同信仰的女人為妻。我是個白人，生活在一個非洲裔美國人佔據了人口大半的城市。儘管我個人的財政情況還比較幸運，但是底特律這個城市卻在我眼前一步步走向破產。這個國家很快就要面臨的近乎大蕭條的狀況已經在我們的大街上看得到了。工作機會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很多住宅資不抵債被銀行收回。大樓被遺棄。我們賴以生存的汽車產業正在分崩瓦解。失業和無家可歸者的人數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
一天晚上，我去市中心一個基督教會辦的救濟所體驗生活，準備在那裡過夜，然後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一篇文章。我排隊領了毯子和肥皂。我得到了一張床。我聽了一個牧師關於耶穌的佈道，我吃驚地看到那些神態疲憊的人用手托著頭，依舊在聆聽他們如何才能夠獲得拯救。
在排隊領食品的時候，一個人轉過頭來，問我是不是他猜想中的那個人。
是的，我回答。
他慢慢點點頭。
「那……你怎麼了？」
那一晚的經歷促使我創建了一個為無家可歸者而設的慈善組織。我們籌錢，分派給不同區域的收容站。我們這個組織沒有任何管理上的費用，沒有雜費支出，我們對此很自豪。所有籌得的善款一分一厘是如何花出去的，我們都要親自看到，摸到，這就意味著一次一次的親臨現場拜訪。
就這樣，九月一個悶熱的下午，我在特姆博大街那座古老、破敗的教堂門口停下。我只知道這個教堂的牧師開設了一個小小的收容所。我來這裡看看他們是否需要幫助。
路口的一盞交通信號燈在風中搖晃。我從車裡走出來，摁了摁車鑰匙上的鎖車鍵。兩個黑人，一男一女，靠著教堂的牆坐在鋁合金的摺疊椅上。就是便宜的、人們帶到海灘上去的那種。他們看著我。那個男人沒有左腿。
我找這裡的牧師，我說。
女人站起來，推開一扇鉸鏈有些鬆脫的小紅門。我站在門口等著。那個只有一條腿的男人沖著我笑。他的拐杖靠椅子放著。他戴著眼鏡，前排的牙齒幾乎都掉光了。
他說：「今天挺暖和的。」
是啊，我說。
我瞥了一眼手錶。我換了一下站立的腳。終於，陰影里有了動靜。
然後。
然後出來了一個大塊頭男人。
一個塊頭特別大的男人。
後來，我才得知，他五十歲了——儘管臉看上去還很孩子氣。他留著短短的、修剪得很齊整的鬍子——有籃球運動員般的身高，體重肯定超過四百磅。他的身體似乎是一層層的，厚實的胸膛下面接著一大片肚皮，垂在腰帶上，好像一個枕頭。他的胳膊從特大號白色T恤的袖子里撐出來。他的額頭在冒汗，呼吸很沉重，好像剛剛爬完樓梯。
如果這是上帝的使者，那麼我肯定只能做月亮的使者了，我想。
他伸出手，粗啞的嗓音朗聲說道：「你好，我是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