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蜜柚，「大先生」和我轉移到他的書房。書房裡依舊非常雜亂，到處都是箱子、紙、信和文件。如果精神更好一點，他會提議我們去戶外走走，因為他喜歡到小區里散散步，但他也承認，自己對鄰居越來越不熟悉了。
「我在布朗克斯長大的時候，」「大先生」開始回憶，「大家都認識大家。一棟樓就像一個大家庭。大家彼此照顧。
「我記得有一次，我很餓。有一輛裝著水果和蔬菜的大卡車停在我們樓前。我用身子去撞車子，希望能夠掉個蘋果下來，而且這樣，我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在偷竊。
「突然，我聽到有個聲音從天上對我喊，而且說的是猶太語，那聲音說：『阿爾伯特，不可以。』我跳了起來。我以為是上帝在對我說話。」
那是誰呢？我問。
「是我們樓上的一個女鄰居。」
我笑出聲來。這和上帝也差得遠了點。
「不，但是，米奇，我們就是這樣互相活在對方的生活中。如果有人要跌倒了，邊上會有人可以扶他一把。」
「這就是一個教會存在的核心意義。我們所謂的Kehillah Kedosha——一個神聖的社區。我們正在失去它。大型郊外生活區的出現改變了大家的生活方式。每個人都有一輛車。每個人都有無數事情要做。你還怎麼能夠幫到你的鄰居呢？一家人能夠湊齊了坐下來吃頓飯就不錯了。」
他邊說邊搖頭。總體來說，「大先生」不是個落伍的人。但我明顯看出他顯然不喜歡這方面的變化。
不過，就算已經退休了，「大先生」還是有辦法維護他神聖的社區。他常常會拿起那本寫得有些凌亂的通訊錄，戴上眼鏡，按下一個個電話號碼。他家裡的那部電話是孫輩送他的禮物，有著巨大的黑白色數字鍵盤，這樣他撥起號碼來就比較容易。
「你……好，」他會說，「這是阿爾伯特·劉易斯，我找……」
他總是記得別人的大日子——紀念日，退休日——並在這些日子給別人電話。他還給那些生病的人打電話。他總是耐心地聽別人講述他們的喜樂哀怒。
他特別留意給教會裡那些最年長的教友打電話，因為，「這會讓他們有歸屬感，」他說。
我想，他說的「他們」是不是也包括了他自己呢。
和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我一周要和一百多個人交流，但這些交流不是通過郵件就是通過短消息。我總是隨身帶著我的黑莓手機。我和別人的對話都非常簡短：「明天再通電話」，或者是「到時候見」。我不喜歡把事情複雜化。
「大先生」不搞這種簡單交流。他不使用電子郵件。他說：「在電子郵件里，我怎麼能夠知道有沒有出問題？他們可以寫任何東西。我要看見他們。如果看不到，那我至少要聽到他們的聲音。如果我看不到他們，又聽不到他們，我怎麼能夠幫助他們呢？」
他呼了口氣。
「當然，想當初……」他說。
他突然唱了起來：
「想當初……我會挨家挨戶去拜訪……」
我記得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大先生」到我們住的那條街來拜訪的情形。我曾記得拉開窗帘看到「大先生」的車停在屋子前。當然，那個時候，醫生上門看病，送牛奶的把牛奶送到家門口。沒有人安裝家庭報警系統。
當人們經歷喪親之痛，孩子出逃，有人失業，「大先生」都會登門造訪。要是放在今天，如果有人丟了工作，為上帝工作的人能夠坐到你家的餐桌旁鼓勵你，那該有多好？
但是，這種想法就算沒有侵犯隱私之疑，至少也顯得非常陳舊。沒有人願意侵犯別人的私人「空間。」
你現在還家訪嗎？我問。
「只在有人提出要求的情況下，」他回答。
那有沒有不是你教會裡的成員給你打電話的？
「當然。實際上，就在兩個星期前，我接到醫院的一個電話。有人告訴我：『有個女的，快要死了，她想要見拉比。』我就去了。
「到了那裡，我看到了那位女士，她呼吸非常困難。她後面坐著一位男士。他問我：『你是誰？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告訴他：『我接到一個電話。他們告訴我有人快要死了，想要找我說話。』
「他生氣了。『看看她，她能說話嗎？我沒有給你打過電話。誰給你打的電話？』
「我無法回答。所以我任由他咆哮。過了一會兒，等他平靜下來，他問：『你結婚了嗎？』我說是的。他又問：『你愛你的妻子嗎？』我說是的。『那你能活活看著她死去嗎？』我回答：『不，只要她還有一線活下去的希望我都會爭取。』
「我們談了大概有一個小時。最後我說，『你能讓我為你的妻子做個禱告嗎？』他表示他對此非常感激。所以我就做了祈禱。」
然後呢？我問。
「然後我就離開了。」
我搖了搖頭。他花了一個多小時和一個陌生人談話？我努力回想我上一次和陌生人交談是什麼時候。還有就是我到底有沒有干過這樣的事情。
那你搞清楚到底是誰給你打的電話了嗎？我問。
「嗯，不算很清楚。不過，我走出醫院的時候，我看到了以前在這家醫院裡碰到過的一個護士。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我們雙目相對的時候，雖然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我看得出是她給我打的電話。」
等等，一個基督徒給一個猶太拉比打電話？
「她看到有人在受苦。她想幫助他。」
她還真是夠有膽量的。
「是的，」他回答，「還有很多很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