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是2003年夏天，我們在廚房裡。他的妻子薩拉已經剝開了一個柚子。「大先生」穿著白色短袖襯衫，紅色襪子和涼鞋——對他這樣的穿著打扮，我已不再感到驚奇。他端過盤子。
他說：「來，吃一點。」
一點點就可以了。
「你不餓嗎？」
一點點就夠了。
「這對你身體有好處。」
我吃了一片。
「喜歡嗎？」
我轉了轉眼睛。他學我的樣子也轉了轉眼睛。我沒有想到，我居然還在拜訪他，因為三年已經過去了。如果有人提出要你幫忙寫悼詞，你一定以為所悼之人離死不遠了。
但我發現「大先生」就像一棵飽經風霜的老樹；暴風雨來了，樹榦彎曲了，但就是折不斷。這些年來，他得過霍奇金氏症 ，肺炎，心跳不規律，還經歷了一次小中風，但他都扛過來了。
最近這些日子，為了讓他八十五歲的老身子骨還能正常運作，他不得不吃很多葯，包括治療癲癇的狄蘭汀（Dilantin），治療心臟病和高血壓的洛汀新（Vasotec）和倍他樂克（Toprol）。最近，他還發了一次帶狀皰疹。就在我的這次拜訪前不久他還摔了一跤，導致肋骨骨折，住院治療了幾天，醫生要求他隨身攜帶並使用拐杖——「為你自己的安全著想，」醫生是這麼叮囑他的。但他幾乎不那麼做，因為他覺得如果那樣的話，教會上上下下會覺得他快要不行了。
每次去看他，他都等不及要見我，私底下，我也很高興看到他和身體的衰老抗爭。我不喜歡看到他日漸衰弱的模樣。他一直有著偉岸高大的形象，是我心目中高大而正直的為上帝工作的人。
自私地講，我希望他能夠一直保持這樣的形象。
其實，我經歷過另一種情形。那是八年之前，我目睹了我所敬愛的老教授，莫里·施瓦茨，慢慢死於肌肉萎縮症。每周二我去波士頓郊外拜訪他。儘管他精神熠熠，肉體卻一點一點衰弱下去。
我每周二的拜訪堅持了不到八個月，他就過世了。
阿爾伯特·劉易斯和莫里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希望他能夠活得更長些。我有那麼多問題還沒有來得及問我的老教授。我一直在對自己說：「如果再有那麼幾分鐘時間能讓我……」
我開始期盼和「大先生」的見面——我坐在綠色的大椅子上，他在桌上無望地尋找著某封來信。有時候，我會直接從底特律飛到費城。但更多時候，我會在星期天早晨，在紐約錄製完一檔電視節目後，從紐約乘火車趕往那裡。我到的時候，通常是教會做禮拜的時候，我想我們兩個人的會面也可以被稱為小規模的禮拜，如果兩個猶太人在一起談論宗教問題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禮拜的話。
我的朋友們對發生在我們倆之間的交往紛紛表示了好奇，或者是不相信。
「你去他家，就像去任何普通人家裡一樣嗎？」
「你不害怕嗎？」
「你在那裡的時候，他有沒有讓你祈禱呢？」
「你真的和他討論他的悼詞嗎？那不是很怪異嗎？」
現在回過頭來想想，這事還真的有些不同尋常。其實，在數次拜訪之後，不去也可以了，因為我要為悼詞而搜集到的信息已經足夠用了。
但是我感到有必要再見他，了解他最新的情況，這樣才能確保我的描述準確地反映他是怎樣一個人。哦，好吧，還有其他原因。他在我心中激起了長久以來處於沉睡狀態的某種東西。他一直在頌揚他稱之為「美麗的信仰」的東西。如果其他人這麼說，我肯定會覺得不舒服，最好能夠躲得遠遠的。但看到他在這個年紀仍舊如此——該怎麼說來著？——喜悅，讓我覺得了解他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許信仰對我來說並不意味著很多，但對他來說不一樣。你可以看到信仰給了他一顆平和的心。我認識的人里沒有幾個能夠達到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就不停地去拜訪他。我們交談。我們歡笑。我們讀了他過去的一些佈道辭，討論了它們放在當下是否還有意義。我發現我對「大先生」幾乎可以無話不談。他有那種本事，當他的眼睛看著你的眼睛的時候，你會覺得世界停止了，你就是世界的全部。
或許正是因為他有這樣的才能，他才能做好他的工作。
也或許是這份工作賦予了他這樣的才能。
不過現在，他更多的是聽，而不是講。他已經從「資深拉比」的位置上退休，會議和文件處理工作減少了很多。不像他剛剛到的時候，現在這個教會基本上可以很好地「自轉」了。
現實的情況是，他完全可以搬到更暖和一點的地方去過晚年，比如說佛羅里達，亞利桑那。但他對此毫無興趣。他曾去邁阿密參加過退休人士的會議，當他發現很多退了休的老同事移居到那裡的時候，感覺非常困惑。
「你們怎麼能夠離開你們的教會呢？」他問。
他們回答說不能夠站在講壇上，或者是新來的拉比並不喜歡他們還常常出現在教堂里，那種感覺不好受。
「大先生」經常說作為一名神職人員，最大的威脅就是「自我」意識。他顯然沒有這種受傷的感覺。退休之後，他自覺地從大辦公室搬到了小辦公室。一個安息日的早晨，他離開了講壇上他最喜歡的一個位子，悄悄坐到後排他夫人的邊上。整個教會為之震驚。
像約翰·亞當斯 從美國總統的職位上退下來之後去農莊務農一樣，「大先生」也隱退於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