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又冷又濕，我踏上了莫里家的台階。我注意到一些細小的東西，那是我以前從未留意的。山體的形狀。房子的石牆。富貴草屬長青地被植物。低矮的灌木叢。我慢慢地走著，踩著潮濕的枯葉朝上面走去。
夏洛特前一天給我打了電話，告訴我說莫里「不太好」。這是她的表達方式，意思他快不行了。莫里已經取消了所有的約會，大部分時間是睡覺。這對他來說是很不尋常的。他從來不喜歡睡覺，尤其是當有人能跟他說話時。
「他要你來，」夏洛特在電話里說，「可是米奇……」
嗯？
「他非常的虛弱。」
門廊的台階。大門上的玻璃。我慢慢地、仔細地打量著這一切，似乎我是第一次看見它們。我感覺到了背包里的錄音機，我拉開包的拉鏈想證實一下磁帶是否也在包里。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我總是磁帶不離身的。
是康尼來開的門。她平時很歡快的臉此時顯得有些憔悴。她輕輕地問了一聲好。
「他怎麼樣？」我問。
「不太好，」她咬著嘴唇說。「我可不願去想，他是那麼的可愛，你知道。」
我知道。
「真是太叫人難過了。」
夏洛特來到客廳和我擁抱了一下。她說莫里還睡著，雖然已經是上午十點了。我們來到廚房。我幫她收拾了一下，桌上放著一長排的藥瓶，猶如一排戴白帽的褐色塑料士兵。我的老教授現在靠服用嗎啡來緩氣了。
我把帶來的食品放進冰箱——湯、蔬菜餅、金槍魚色拉。我向夏洛特表示了歉意。這樣的食品莫里已經有幾個月沒碰了。儘管我們都知道，但這已經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有時，當你即將失去某個人時，你就盡量想保持這份傳統。
我等在起居室里，莫里和特德·科佩爾就是在這間屋子裡進行第一次採訪的。我拿起了放在桌上的報紙。在明尼蘇達，兩個兒童在玩他們父親的槍時被打死。在洛杉磯，一條街上的垃圾箱里發現了一個死嬰。
我放下報紙，望著空蕩蕩的壁爐。我的腳輕輕敲打著硬木地板。終於，我聽見了開門和關門的聲音，接著夏洛特走了過來。
「行了，」她輕聲說。「他在等你。」
我起身朝我熟悉的地方走去。這時我看見有個陌生的女人坐在客廳另一頭的一張摺椅上，她交叉著雙腿在看一本書。這是值二十四小時班的專門護理晚期病人的護士。
莫里的書房空無一人。我有些困惑。隨後我猶猶豫豫地轉身來到卧室，他在那裡，躺在床上，身上蓋著毯子。我以前只有一次看見他是躺在床上的——他在接受按摩——我立刻想到了他的那句格言：「當你躺在床上時，你就是死人。」
我走了進去，臉上硬擠出一絲笑容。他穿一件黃色的睡衣，胸口以下蓋著毯子。他的身體萎縮得這般厲害，我一時覺得他好像缺少了哪個部位。他小得如同一個孩子。
莫里的嘴巴張開著，臉上的皮緊貼在顴骨上，沒一點血色。當他的眼睛轉向我時，他想說什麼，但我只聽見他的喉嚨動了一下。
你在這兒，我鼓起身上所有的勁說。
他呼了口氣，閉上眼睛，然後笑了，這點努力看來也使他疲憊不堪了。
「我……親愛的朋友……」他最後說。
我是你的朋友，我說。
「我今天……不太好……」
明天會好些的。
他又吐出一口氣，使勁地點點頭。他在毯子下面費勁地動彈，我意識到他是想把手伸出來。
「握住……」他說。
我移開毯子，握住了他的手指。他的手握進了我的手掌里。我盡量靠近他，離他的臉只有幾英寸的距離。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沒有刮鬍子，細小的白鬍須顯眼地扎在外面，好像有人在他的臉頰和下巴上均勻地灑了一層鹽似的。當他身體的各個部位都在衰竭時，他的鬍子卻依然有著生命力。
莫里，我輕聲叫道。
「叫教練，」他糾正了我。
教練，我說。我打了個寒顫。他的說話非常短促：吸進氧氣，呼出詞語。他的聲音既尖細又刺耳。他身上有一股藥膏味。
「你……是個好人。」
好人。
「摸摸我……」他低語道。他把我的手移向胸口。「這兒。」
我覺得喉嚨里被什麼東西卡住了。
教練？
「嗯？」
我不知道怎麼說再見。
他無力地拍拍我的手，仍把它按在胸口上。
「這……就是在說……再見……」
他的呼吸很微弱，吸進，呼出，我能感覺到他的胸腔在上下起伏。他這時正眼望著我。
「愛……你，」他說。
我也愛你，教練。
「知道你……還……」
知道什麼？
「你總是……」
他的眼睛眯縫起來，然後他哭了。他的臉就像一個淚腺還沒有發育的嬰兒一樣扭曲著。我緊緊地擁抱了他幾分鐘。我撫摸著他鬆弛的肌膚，揉著他的頭髮。我把手掌貼在他的臉上，感覺到了繃緊的肌膚和像是從滴管里擠出來的晶瑩的淚水。
等他的呼吸趨於平穩後，我清了清嗓子說，我知道他累了，我下個星期二再來，到時希望他有好的狀態。謝謝，他輕輕地哼了一聲，很像是笑的聲音，但聽來仍讓人覺得悲傷。
我拎起了裝有錄音機的包。為什麼還要帶這玩意？我知道我們再也不會使用它了。我湊過去吻他，臉貼著臉，鬍子貼著鬍子，肌膚貼著肌膚，久久沒有鬆開，比平時都要長，我只希望能多給他哪怕是一秒鐘的快樂。
行了？我縮回身子說。
我眨眨眼睛忍住了淚水，他看見後咂了咂嘴唇，揚起了眉毛。我希望這是老教授心滿意足的開心一刻：他最終還是叫我哭了。
「行了，」他低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