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線」節目組的攝製人員回來進行他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採訪。這次的氛圍和以前的不一樣。這次與其說是採訪，還不如說是作傷心的話別。特德·科佩爾打了好幾個電話後才上場，他問莫里，「你覺得行嗎？」
莫里自己心中也沒譜。「我現在整天都感到很累，特德。我還常常喘不過氣來。如果我一時說不上來，你能替我說嗎？」
科佩爾說行。接著這位處事一向冷峻的主持人再次說，「如果你不想進行這次採訪，莫里，沒關係，我可以對著鏡頭跟觀眾說再見。」
後來，莫里頗感得意地說，「他被我感化了。」的確如此。科佩爾如今稱莫里為「朋友」。我的老教授竟然激發出了電視業的同情心。
莫里在這個星期五下午的採訪中仍穿著昨天穿的那件襯衫。他現在隔天換一次衣服。今天他也不想破這個例。
和前兩次的科佩爾-施瓦茨會晤不同，這一次自始至終是在莫里的書房裡進行的，莫里已經成了那張躺椅的囚徒。科佩爾一見到莫里先吻了他，然後側身從書櫥前擠到了鏡頭裡。
正式採訪開始前，科佩爾詢問了疾病的進展情況。「變得有多糟，莫里？」
莫里無力地抬抬手，連腹部也沒超過。他只能抬到這兒。
科佩爾有了答案。
攝像機轉動起來，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採訪開始了。科佩爾問莫里他對死神的臨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里說沒有。事實上，他反而不怎麼怕了。他說他正在遠離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麼多地聽人讀報，也不太關心來往的信件，更多時候是聽聽音樂，看窗外的樹葉漸漸地變換顏色。
莫里知道還有其他的人也遭受著ALS的折磨，有些還是名人，比如說斯蒂芬·霍金，這位才華橫溢的物理學家和《時間簡史》的作者。他的喉嚨開了個洞，說話要靠一隻電腦合成器的幫助，筆錄靠一台感測器根據他眨眼睛的變化來作出判斷。
這是十分令人欽佩的，但這並不是莫里選擇的活法。他對科佩爾說他知道該什麼時候說再見。
「對我來說，特德，活著就意味著能和別人交流。就是說我必須能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能同他人交談，去感受他們的思想……」
他呼了口氣。「當這種能力消失時，莫里也消失了。」
他們像老朋友一樣交談著。因為前兩次採訪中都提起過，科佩爾這次又提了「擦洗屁股」的老話題——也許想得到對方一個詼諧幽默的反應。但莫里累得連笑都很困難。他搖搖頭。「當我坐在便桶上時，我怎麼也坐不直身子。我老是往前傾，所以他們得扶住我，完事後他們還得替我擦洗，眼下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
他對科佩爾說他想安寧地死去。他當眾發表了他最新的格言：「別走得太快，但也別拖得太久。」
科佩爾心酸地點點頭。第一次「夜線」節目播出至今才過去了六個月，但莫里·施瓦茨顯然已經垮了。他當著全國電視觀眾的面在衰竭，如同一部死亡的連續短片。然而，儘管他的軀體在腐朽，他的人格精神卻更加光彩奪目。
在採訪即將結束時，攝像機的鏡頭拉出了莫里的特寫——甚至連科佩爾也不在鏡頭內，只傳出他的畫外音——主持人問我的老教授還有沒有話要對成千上萬被他感動的觀眾說。我不禁想到了死囚臨刑前人們也會這麼問，當然，科佩爾並沒有聯想到這個。
「要有同情心，」莫里聲音微弱地說。「要有責任感。只要我們學會了這兩點，這個世界就會美好得多。」
他吸了口氣，然後加上了他的禱文：「相愛或者死亡。」
採訪結束了。但不知是什麼緣故，攝影師仍讓機器轉動著。於是，最後的場面也留在了像帶上。
「你幹得不錯，」科佩爾說。
莫里無力地笑笑。
「我把所有的都給你了，」他低聲說。
「你總是這樣。」
「特德，這疾病一直在敲打我的靈魂，但它奪不走它。病魔可以奪去我的軀體，但無法奪去我的靈魂。」
科佩爾的眼眶裡已經盈滿了淚水。「你做得很好。」
「你這麼認為？」莫里翻著眼睛望著天花板。「我在和上帝談判。我問上帝，『我能成為天使嗎？』」
這是莫里第一次說他在同上帝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