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曾在華盛頓郊外的一家精神病醫院工作過好幾年，那家醫院有一個聽上去挺寧靜的名字：栗樹園。如果沒有這段人生經歷的話，莫里就不會是我所認識的那個莫里，也不會是眾人所認識的那個莫里。那是莫里從芝加哥大學讀出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後最早找到的一份工作。他擯棄了醫學、法律、商貿專業後，把搞研究看成是一個不靠剝削別人而有所貢獻的工作。
莫里得到了醫方的允許，他可以觀察病人的行為舉止，記錄下對他們的治療方法。這個做法在今天看來是很普通的，但在五十年代初它卻極具挑戰性和富有開拓精神。莫里看到了整天尖叫的病人，看到了整夜哭鬧的病人。有的病人故意弄髒自己的內衣內褲，有的拒絕進食，得被人按倒後進行藥物治療，靠靜脈注射讓他進食。
病人中有一個中年婦女，她每天走出病房，俯卧著躺在鋪著瓷磚的大廳里，一躺就是幾個小時，醫生和護士就在她身邊走來走去。此景讓莫里覺得非常可怕。他作了記錄，這是他的工作。她每天都這樣重複著：早上出來，在地上躺到傍晚時分，不跟別人說話，也不為他人所注意。莫里看了很難受，他也去坐在地上，甚至和她並排躺在一起，試圖幫她從痛苦中解脫出來。最後，他終於使她坐了起來，甚至回到了病房。他琢磨出了其中的原因，她最需要的其實也是許多人都需要的東西——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莫里在栗樹園工作了五年。雖然院方並不鼓勵他這麼做，但他還是和一些病人交上了朋友，其中有一個女病人和他開玩笑說，她能進這兒來真是太幸運了，「因為我丈夫有錢，他付得起昂貴的醫療費。要是進那些價格便宜的精神病院，那才慘呢。」
另一個女病人——她朝任何人吐唾沫——也對莫里產生了好感，稱他是她的朋友。他們每天交談，其他的醫務人員見有人能與她溝通，也都抱著讚許的態度。然而有一天她逃跑了，人們叫莫里幫著把她找回來。他們在附近的一家商店找到了她，她躲在很靠後的一個地方。當莫里進來時，她向他射去憤怒的目光。
「原來你和他們是一夥的，」她咆哮著說。
「和誰一夥？」
「看守我的獄卒。」
莫里觀察到那兒的病人大多數在生活中都遭到別人的冷淡和厭棄，使他們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他們也得不到同情——這種同情心在醫務人員的身上很快就耗空了。許多病人都很有錢，來自富有的家庭，顯然財富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幸福和滿足。這是莫里永遠不會忘記的經驗教訓。
我常取笑他說，他是對六十年代念念不忘的老古董。他回答我，與現在相比六十年代並不太糟。
他在精神病醫院幹完後便去了布蘭代斯大學，那時正要進入六十年代，在短短的幾年裡，校園成了文化革命的溫床。吸毒，性開放，種族歧視，反戰示威。阿比·霍夫曼去了布蘭代斯，傑里·魯賓和安吉拉·戴維斯也去了布蘭代斯。莫里的班上有許多激進分子。
造成這個情況的一個原因是，那些教社會學的教授不單單是教書，常常也捲入到社會和政治中去。比方說，他們都持激烈的反戰態度。當教授們得知那些沒有達到某一分數線的學生將被取消緩役資格時，他們便決定不給學生們打分。當學校當局說，「如果你們不打成績，這些學生就作不及格處理時，」莫里提出了建議：「給他們全打A。」他們果真這麼做了。
六十年代為校園帶來了發展，也為莫里所在系的教授們拓展了思路，其中包括上課時開始穿牛仔褲和涼鞋，也包括把教室變成一個生氣勃勃的場所。他們改變了單一的講課模式，更提倡討論的學習方法。他們不再追求理論而是推崇實踐。他們把學生送到南方腹地 去研究人權，送他們去內地城市做實地考察。他們還去華盛頓參加示威遊行，莫里經常和學生們一起乘坐公共汽車。在一次外出的旅途中，他頗覺有趣地看見一些穿戴著長裙和愛情念珠的姑娘們把鮮花放入炮筒，然後坐在草坪上，合攏著雙手，試圖去感化五角大樓。
「她們打動不了五角大樓的，」他後來回想道，「但是個不錯的嘗試。」
有一次，一群黑人學生佔領了布蘭代斯校園裡的福特教學樓，並打出了馬爾科姆·艾克斯 大學的橫幅。福特教學樓設有化學實驗室，校方擔心那些激進分子會在地下室里製造炸彈。莫里心裡比他們清楚。他認識到了問題的本質，那就是人需要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價值。
僵局持續了好幾個星期，而且絲毫沒有緩解的跡象。這時莫里正好經過那幢大樓，裡面有個示威者認出了這位他最喜歡的老師，於是大聲喊他從窗口進去。
一個小時後，莫裡帶著一份示威者的要求從窗口爬了出來。他把這份要求送到了校長那裡，形勢得到了緩解。
莫里總是充當和平的使者。
在布蘭代斯，他給學生們講授社會心理學，心理疾病和健康以及小組療程。教授們並不注重現在所謂的「職業能力」的培養，而是偏重於「個人發展」的研究。
正因為如此，今天的企業管理專業和法律專業的學生也許會把莫里的努力視作既愚蠢又幼稚的行為。他教出的學生能賺多少錢？他們能打贏多少有高額報酬的官司？
然而，有多少企業管理專業和法律專業的學生在離開大學後會再去看望他們的導師？莫里的學生卻一直和他保持著聯繫。就在他最後的幾個月里，有數以百計的學生回到他的身邊。他們來自波士頓、紐約、加州、倫敦和瑞士；來自公司的辦公室和內地的學校。他們打電話，寫信。他們千里迢迢地趕來，就為了一次探望，一句話，一個微笑。
「我一生中從未有過像你這樣的老師，」他們異口同聲地說。
隨著我對莫里的探訪的繼續，我開始學習有關死亡的學說，研究不同的文化對人生最後這段旅程的不同詮釋。比如說，在北美的北極地帶有個部落，他們相信世界上的一切生靈都存在著靈魂。它是一種縮小了的依附在軀體內的原我——因此，鹿的體內還有一頭小鹿，人的體內也有一個小人。當大的軀體死去時，小的原我依然活著。它會投胎到誕生在附近的某某生物里，或者去天空的暫憩處——偉大女神的肚子里，等待月亮把它送回地球。
有時候，他們說，月亮因忙於新的靈魂的降世，於是便從天空中消失了。所以有的夜晚沒有月光。但最終，月亮是要回來的，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
這就是他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