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第一個星期，返校開學周。連續三十五個暑期後的今天，布蘭代斯大學第一次沒有等我的老教授去上課。波士頓的街上到處是學生，小街上出現了雙行停 的現象，到處在搬行李。而莫里這會卻在他的書房裡。這顯得有悖情理，就像那些橄欖球隊員離開後第一個星期天不得不呆在家裡望著電視，心裡想，我還能上場。我常跟他們打交道，已經學會了該怎麼做。當賽季到來時，你最好別去招惹他們，什麼也不用說。對莫里，我更不用去提醒他時間的彌足珍貴了。
我們錄音談話的工具已經由手提話筒——現在要莫里長時間地握一件東西是很困難的——換成了在電視記者中很流行的頸掛式話筒。你可以把這種話筒別在衣領或西服的翻領上。當然，由於莫里只穿柔軟的全棉襯衫，而且衣服總是無棱無角地垂掛在他日趨萎謝的身體上，所以話筒會不時地滑落下來，我只得探過身去重新把它別住。莫里似乎很希望我這麼做，因為我可以湊近他，和他保持在能互相擁抱的距離內。他現在對身體接觸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當我湊近他時，我能聽見他呼哧呼哧的喘氣聲和不易察覺的咳嗽聲，他吞咽口水前先要輕輕地咂一下嘴。
「好吧，我的朋友，」他說，「今天我們談什麼？」
談家庭怎麼樣？
「家庭，」他思考了一會兒。「嗯，你已經看見了我的家庭，都在我的周圍。」
他點頭示意我看書架上的那些照片，有莫里小時候同他祖母的合影，有莫里年輕時同他弟弟大衛的合影，還有他和妻子夏洛特以及兩個兒子的合影。大兒子羅布在東京當記者，小兒子喬恩是波士頓的電腦專家。
「我覺得，鑒於我們在這幾個星期里所談的內容，家庭問題變得尤為重要了，」他說。
「事實上，如果沒有家庭，人們便失去了可以支撐的根基。我得病後對這一點更有體會。如果你得不到來自家庭的支持、愛撫、照顧和關心，你擁有的東西便少得可憐。愛是至高無上的，正如我們的大詩人奧登說的那樣，『相愛或者死亡。』」
「相愛或者死亡。」我把它寫了下來。奧登說過這話？
「相愛或者死亡，」莫里說，「說得真好，說得太對了。沒有了愛，我們便成了折斷翅膀的小鳥。
「假設我離了婚，或一個人生活，或沒有孩子。這疾病——我所經受的這種疾病——就會更加難以忍受。我不敢肯定我是否應付得了它。當然，會有人來探望的，朋友，同事。但他們和不會離去的家人是不一樣的。這跟有一個始終關心著你、和你形影不離的人不是一回事。
「這就是家庭的部分涵義，不僅僅是愛，而且還告訴別人有人守護著你。這是我母親去世時我最想得到的——我稱它為『心理安全』——知道有一個家在守護著你。只有家庭能給予你這種感覺。金錢辦不到。名望辦不到。」
他看了我一眼。
「工作也辦不到，」他又加了一句。
生育後代是列在我目錄上的問題之一——一個在生活中必須儘早予以考慮的問題。我對莫里談了我們這一代人在生育孩子上的矛盾心理，我們視孩子為自己事業上的絆腳石，覺得他們在迫使我們干那些本不願乾的「家長」活兒。我承認我也有這樣的情緒。
然而，當我望著莫里時，我不禁在想，如果我處於他的境遇，將不久於人世，但我沒有家庭，沒有孩子，我能承受得了那種空虛感嗎？莫里培養了兩個富有愛心的兒子。他們像父親一樣勇於表露感情。要是莫里有這個願望的話，他們會放下工作，分分秒秒地陪在父親的身邊，伴他走完最後幾個月的旅程。但這不是莫里的意願。
「別停止你們的生活，」他對他們說。「不然的話，被病魔毀掉的不是我一個，而是三個。」
因此，儘管他將不久於人世，他對孩子們的世界仍表示出極大的尊敬和自豪。當他們父子三個坐在一起時，常常會有瀑布般的感情宣洩，親吻，打趣，相擁在床邊，幾隻手握在一塊。
「每當有人問我要不要生孩子時，我從不告訴他們該怎麼做，」莫里望著大兒子的照片說。「我只說，『在生孩子這件事上是沒有經驗可循的。』就是這麼回事。也沒有任何東西能替代它。你和朋友無法做這事，你和情人也無法做這事。如果你想體驗怎樣對另一個人承擔責任，想學會如何全身心地去愛的話，那麼你就應該有孩子。」
那麼你想不想再有孩子？我問。
我掃了一眼那張照片。羅布親吻著莫里的前額，莫里閉著眼睛在笑。
「想不想再有孩子？」他顯得有些驚訝地說。「米奇，我是決不會錯過這份經歷的，即使……」
他喉嚨哽咽了一下，他把照片放在大腿上。
「即使要付出沉痛的代價，」他說。
因為你將要離開他們。
「因為我不久就要離他們而去了。」
他合上嘴，閉上了眼睛，我看見他的第一顆淚珠順著臉頰淌了下來。
「現在，」他低聲說，「聽你說了。」
我？
「你的家庭。我認識你的父母。幾年前在畢業典禮上我見過他們。你還有個姐妹，是嗎？」
是的，我說。
「比你大？」
比我大。
「還有個兄弟，是嗎？」
我點點頭。
「比你小？」
比我小。
「和我一樣，」莫里說。「我也有個弟弟。」
和你一樣，我說。
「他也來參加了你的畢業典禮，不是嗎？」
我眨了眨眼睛，想像著十六年前我們聚在一起的情形：火辣辣的太陽，藍色的畢業禮服，互相摟著對著傻瓜機鏡頭，有人在喊，「一、二、三——」
「怎麼啦？」莫里注意到我突然不作聲了。「心裡在想什麼？」
沒什麼，我說。我把話題扯開了。
我確實有個弟弟，一個金髮褐眼、小我兩歲的弟弟。他長得既不像我，也不像我那個一頭黑髮的姐姐。所以我常常取笑他，說他是陌生人放在我們家門口的。「總有一天，」我們說，「他們會來抱你回去的。」他聽了就哭，但我們還是這麼取笑他。
他像許多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一樣，受到寵愛，受到照顧，但內心卻受著折磨。他想成為一個演員，或一個歌手；他在餐桌前表演電視里的人物，扮演各種角色，整天笑聲朗朗。我在學校是個好學生，他是調皮搗蛋鬼；我唯命是從，他常常違犯校規；我遠離毒品和酒精，他卻樣樣染指。高中畢業後不久他就去了歐洲，他嚮往那裡更加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但他仍是家裡最受寵愛的。當他一身玩世不恭、怪誕不經的打扮回到家裡時，我總覺得自己太土，太保守。
由於有如此大的差異，我相信我們一到成年就會有不同的命運安排。我一切都很順當，只有一件事是個心病。自從舅舅死後，我相信我也會像他一樣死去，會有一種突如其來的凶疾把我帶離這個世界。於是我發瘋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心理準備。我能聞到它的氣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劊子手那樣等待著它的到來。
我是對的。它果然來了。
但它沒有找我。
它找上了我的弟弟。
和我舅舅相同類型的癌：胰腺癌，很罕見的種類。於是，我們家裡這位金髮褐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療和放療。他的頭髮脫落了，臉瘦削得像具骷髏，原本該是我，我心裡想。但我弟弟並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個鬥士。孩提時候的他就從不服輸，我們在地下室里扭打時，他會隔著鞋子咬我的腳，直到我痛得哇哇直叫。
於是他反擊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鬥爭，那兒有一種還處於試驗階段的葯，這種葯當時在美國買不到——現在也沒有。他為治療飛遍了整個歐洲。經過五年的治療，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緩解。
這是好的消息。壞的消息是，我弟弟不讓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家庭成員呆在他的身邊。我們想方設法和他通電話，準備去看望他，可他卻拒我們於千里之外。他堅持說這種與疾病的抗爭只能由他獨自去進行。他會好幾個月不遞信息。我們給錄音電話留的言常常是沒有回覆的。我既為沒能幫他而感到內疚，又對他剝奪了我們這一權力而感到怨恨。
於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報的。每次在我給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電話、聽到請留言的錄音時——他說的是西班牙語，另一個表明我們相距遙遠的顯證——我便掛上電話，更長時間地埋頭於工作。
也許這是莫里為何能吸引我的一個原因。他能給予我弟弟所不願給予的東西。
現在回想起來，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這一切。
那是我小時候的一個冬天，在郊外一個覆蓋著積雪的山坡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