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星期後我飛往倫敦。我是去報道溫布爾頓網球公開賽的，那是世界頂級的網球比賽，也是少數幾個沒有觀眾喝倒彩、沒人在停車場上喝得酩酊大醉的體育場合之一。英國很暖和，多雲的天氣，每天早上我在網球場附近的林陰道散步，不時碰見排著長隊等退票的孩子以及叫賣草莓和冰淇淋的攤販。網球場的大門外有一個報刊亭，賣五六種套色的英國通俗小報、裸體女郎的特寫照片、「拍拍垃圾」的皇家新聞照片、星象算命書、體育雜誌、抽獎比賽以及少量的時事新聞。他們把當天的熱門報道寫在一塊倚靠著報紙堆的黑板上，它們通常是：黛安娜與查爾斯不和或加扎 向球隊要幾百萬！
人們很歡迎這些通俗小報，津津有味地讀著那些小道新聞。前幾次來英國時我也這麼做。可這次，不知什麼原因，每當我讀到那些無聊的東西，我就會想起莫里。我腦子裡老是出現他在那幢長著日本槭樹且鋪著硬木地板的房子里數著他的呼吸次數、擠出每一分鐘時間去陪伴他所愛之人的情形。而我卻把大量的時間花在那些對我毫無意義的事情上：什麼電影明星啦，超級模特啦，有關迪公主、瑪多娜或小肯尼迪的傳聞啦。說來也怪，雖然我悲嘆莫里來日無多的生命，但我又忌妒它的充實。我們為何要把大量的時間花在無謂的瑣事上？O·J·辛普森的案子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人們為了收看這一報道而情願放棄整個午飯的時間，還要再預錄下來不及看完的部分到晚上補看。他們並不認識辛普森，他們也不認識和這件案子有關的其他人。然而他們卻甘願為此浪費掉時間，整日、整個星期地沉溺在他人的鬧劇里。
我記起了上次見面時莫里說過的話：「我們的文化並不讓我們感到心安理得。你需要十分的堅強才能說，如果這種文化沒有用，就別去接受它。」
莫里，就像他說的那樣，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早在他患病之前就這麼做了。小組討論，和朋友散步，去華盛頓廣場的教堂跳舞自娛。他還制定了一個名叫綠屋的計畫，為貧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療。他博覽群書為他的課尋找新的思想內容，他走訪同事們，與畢業的學生保持聯繫，給遠方的朋友寫信。他情願花時間去享享口福和賞玩自然，而從不浪費在電視喜劇或周末電影上。他建立了一種人類活動的模式——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相互愛護——這一模式充實著他的生活。
我也建立了我自己的文化：工作。我在英國干四到五份新聞媒體的工作，像小丑一樣地跳來跳去。我一天在電腦上要花八個小時，把報道傳送回美國；此外我還要製作電視節目，跟著攝製組走遍倫敦的每一個地方。我還要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主持聽眾來電直播節目。這份負擔確實夠重的。幾年來，我一直將工作視為我的伴侶，把其他一切都拋在了腦後。
在溫布爾頓，我就在小小方方的工作台上用餐，權當完成任務。有一天，一群發了瘋似的記者拚命追蹤阿加西和他那位有名的女友波姬·小絲，我被一個英國攝影師撞倒了，他只咕噥了一聲「對不起」便跑得沒了人影，他的脖子上掛著巨大的金屬鏡頭。我不由地想起了莫里曾對我說過的另一番話：「許多人過著沒有意義的生活。即使當他們在忙於一些自以為重要的事情時，他們也顯得昏昏庸庸的。這是因為他們在追求一種錯誤的東西。你要使生活有意義，你就得獻身於愛，獻身於你周圍的群體，去創造一種能給你目標和意義的價值觀。」
我想他是對的。
儘管我在反其道而行之。
公開賽結束了——我是靠無數咖啡才挺過來的——我關掉電腦，清理完工作台，回到了住處打點行裝。已經是深夜了，電視里早已沒有了畫面。
我飛回底特律，傍晚時才到達。我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一頭倒在了床上。醒來後看到的是一則爆炸性的新聞：我那家報紙的工會舉行了罷工。報社關閉了。大門口站著糾察隊員，請願者在街上遊行示威。作為工會的會員，我沒有選擇。我突然之間、也是我生活中第一次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支票，和老闆處於對立面。工會的頭給我打來電話，警告我別同任何我以前的老總們接觸，如果他們打電話來解釋，就掛斷電話。他們中有許多人是我的朋友。
「我們要戰鬥到勝利！」工會的頭像士兵一樣發誓說。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喪。雖然我在電視台和電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錯的副業，但報紙始終是我的生命線，是我生命中的氧氣。當我每天早上看見我寫的報道見諸報端時，我便知道，至少從某個意義上說我還活著。
現在它消失了。隨著罷工的繼續——一天，兩天，三天——不斷有令人焦慮的電話和謠言傳來，說這次罷工有可能持續幾個月。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亂了。原來每天晚上都有體育比賽需要我去採訪，現在我只能呆在家裡，坐在電視機前看。我已經理所當然地認為讀者是非常需要我的專欄文章的，可我吃驚地發現缺了我一切照樣進行得十分順利。
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我拿起電話撥了莫里的號碼，康尼讓他接了電話。
「你來看我，」他的語調不像是詢問而像是命令。
我能來嗎？
「星期二怎麼樣？」
星期二很合適，我說。就星期二。
在大學的第二年，我選了他的另外兩門課。我們跨出了教室，經常見面交談。我以前從來沒有和一個親屬以外的成年人這麼相處過，但我覺得和莫里極容易相處，他也顯得很快活。
「今天我們該去哪兒？」我一走進他的辦公室，他興奮地問。
春天，我們就坐在社會學系大樓外的一棵大樹下；冬天，我們坐在他的辦公桌前。我穿無領的灰色長袖衫和阿迪達斯運動鞋，莫里則穿洛克波特鞋和燈心絨褲子。我們每次交談時，他先聽我漫無邊際的聊天，然後將話題移到人生經驗上，他提醒我說，金錢不是最重要的，這和校園裡盛行的觀點截然相反。他對我說應該做一個「完整的人」。他談到了青春的異化問題，談到了同周圍的社會建立某種聯繫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則不能，但這無關緊要。討論問題向我提供了一個同他交談的機會，我和我父親從未有過這樣的交談，我父親希望我將來當律師。
莫里討厭律師。
「你畢業後想做什麼？」他問。
我想成為音樂家，我說。彈鋼琴。
「太好了，」他說，「但這是條很艱難的道路。」
是的。
「有許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聽說了。
「但是，」他說，「如果你真的這麼想，那就應該讓你的夢想成真。」
我真想擁抱他，感謝他這麼說，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點了點頭。
「我相信你彈鋼琴時一定很有活力，」他說。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麼啦？這個說法已經過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