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從餐廳的窗戶射進來，照亮了房間里的硬木地板。我們在那兒已經談了近兩個小時了。常有電話打來，莫里讓他的助手康尼去接。她把所有打電話來的人的名字記錄在莫里那本黑封面的小登記簿上：朋友，默念師，討論小組，想為某本雜誌給他拍照的攝影師。顯然，我不是唯一有興趣訪問他的人——「夜線」節目使他成了名人——但我還是對他有那麼多的朋友而感到驚訝，甚至還有些忌妒。我回想起大學時那些圍著我轉的「哥們」，他們如今在哪裡呢？
「你知道，米奇，因為我是個快死的人，所以人們才對我感興趣。」
你一直是個有趣的人。
「啊，」莫里笑了。「你真好。」
不，我並不好，我心裡在想。
「原因在於，」他說，「人們把我視為一座橋樑。我不像以前那樣活著，但我又沒有死……我類似於……介於兩者之間。」
他咳嗽起來，隨後又恢複了笑容，「我已經踏上了最後的旅程——人們要我告訴他們該怎樣打點行裝。」
電話鈴又響了。
「莫里，你能接嗎？」康尼問。
「我正在接待我的老朋友，」他說，「請他們待會兒再打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待我這麼熱情。我幾乎已經與十六年前離開了他的那個有出息的學生判若兩人。如果沒有「夜線」節目，莫里也許到死也不會再見到我。對此我沒有任何正兒八經的理由，除了人人現在都會找的借口。我一心一意關心著自己的生活。我很忙。
我怎麼啦？我問自己。莫里尖細、嘶啞的嗓音又把我帶回到了大學時代。我那時視有錢為罪惡，襯衫加領帶在我眼裡簡直如同枷鎖，沒有自由、貌似充實的生活——騎著摩托、沐著清風，遊逛巴黎的街市或西藏的山巒——並不是有意義的生活。可我現在怎麼啦？
八十年代開始了。九十年代開始了。死亡、疾病、肥胖、禿頂接踵而來。我是用許多夢想在換取數額更大的支票，只是我沒有意識到而已。
莫里卻又在談美妙的大學生活了，彷彿我只是過了一個長長的假期。
「你有沒有知心的朋友？」
「你為社區貢獻過什麼嗎？」
「你對自己心安理得嗎？」
「你想不想做一個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坐立不安起來，我的心緒被這些問題徹底攪亂了。我怎麼會變得這樣？我曾經發過誓，永遠不為錢而工作，我會參加和平隊 ，去美麗的理想樂園生活。
然而，我在底特律一呆就是十年，受雇同一個報社，進出同一家銀行，光顧同一家理髮店。我已經三十有七，比做學生那會更有能耐，整天泡在電腦、數據機和手機里。我專門寫有關富有的運動員的文章，他們一般對我這樣的人也是很在意的。我在同齡人中已不再顯得稚嫩，不用再穿灰色的無領長袖衫或叼著沒有點燃的煙來作修飾。但我也不再有邊吃雞蛋色拉邊長談人生的機會。
我的每一天都很充實，然而，我在大部分時間裡仍感到不滿足。
我怎麼啦？
「教練，」我突然記起了這個綽號。
莫裡面露喜色。「是我。我還是你的教練。」
他大笑著繼續吃他的東西，這頓飯他已經吃了四十分鐘。我在觀察他，他手的動作顯得有點笨拙，好像剛剛在開始學用手。他不能用力地使用刀。他的手指在顫抖。每咬一口食物都得費很大的勁，然後再咀嚼好一陣子才咽下去，有時食物還會從嘴角漏出來，於是他得放下手裡的東西，用餐巾紙擦一擦。他手腕到肘部的皮膚上布滿了老人斑，而且鬆弛得像一根熬湯的雞骨頭上懸著的雞皮。
有一陣子，我們倆就這麼吃著東西。一個是患病的老者，一個是健康的年輕人，兩人一起承受著房間里的寂靜。我覺得這是一種令人難堪的寂靜，然而感到難堪的似乎只有我。
「死亡，」莫里突然開口說，「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米奇。可不幸地活著也同樣令人悲哀。所以許多來探訪我的人並不幸福。」
為什麼？
「唔，首先，我們的文化並不讓人覺得心安理得。我們在教授一些錯誤的東西。你需要十分的堅強才能說，如果這種文化沒有用，就別去接受它。建立你自己的文化。但大多數人都做不到。他們要比我——即使在這樣的處境里——更不幸。
「我也許就要死去，但我周圍有愛我，關心我的人們。有多少人能有這個福份？」
他毫不自憐自哀的態度使我感到驚訝。莫里，一個不能再跳舞、游泳、洗澡和行走的人，一個再也不能去開門，不會自己擦乾身子，甚至不能在床上翻身的人，怎麼會對命運表現出如此的樂於接受？我望著他費勁地使用著叉子，好幾次都沒能叉起一塊番茄——那情景真令人悲哀。然而我無法否認，坐在他面前能感受到一種神奇的寧靜，就像當年校園裡的清風拂去我心中的浮躁一般。
我瞄了一眼手錶——習慣的驅使——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在想換一班飛機回去。這時莫里做了一件至今都令我揮之不去的事情。
「你知道我會怎麼死嗎？」他問。
我揚起了眉毛。
「我會窒息而死。是的，由於我有哮喘，我的肺將無法抵禦疾病的侵入。它慢慢地往上跑。現在它已經侵蝕了我的腿。用不了多久它會侵蝕到我的手臂和手。當它侵蝕到我的肺部時……」
他聳了聳肩膀。
「……我就完蛋了。」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於是囁嚅道，「嗯，你知道，我是說……你不會知道……」
莫里閉上了眼睛。「我知道，米奇。你不必害怕我的死。我有過美好的生活。我們都知道這只是遲早的事。我或許還有四五個月的時間。」
別這麼說，我緊張地打斷了他。沒人能預料——
「我能預料，」他輕聲說。「甚至還有一種測試的方法。是一位醫生教我的。」
測試方法？
「吸幾口氣。」
我照他說的做了。
「現在再吸一次，但這次當你呼氣時，看看你能數到幾。」
我快速地邊呼氣邊數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吐完這口氣時我數到了七十。
「很好，」莫里說，「你有一個健康的肺。現在看我做。」
他吸了口氣，然後輕聲、顫抖地開始數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他停住了，氣喘吁吁。
「當醫生第一次讓我這麼做的時候，我能數到二十三。現在是十八。」
他閉上了眼睛，搖搖頭。「我的油箱已經空了。」
我有些緊張地做了個拍大腿的動作。該結束這個下午了。
「再回來看看你的老教授，」當我擁抱著和他道別時莫里說。
我答應我會來的，這時我盡量不去想上一次我作這一允諾的時刻。
我在學校的書店買了莫里為我們開出的書，比如《青春》、《個性和危機》、《我與你》、《分離的自我》等。這些書我以前從未聽說過。
進大學前我不知道人際關係的學習也可以成為一門學術性課程。在我遇到莫里之前，我不相信這是真的。
他對書本的感情是那麼真實且富有感染力。有時放學後，當教室里空無一人時，我們開始作認真的交談。他問及我的生活，然後引用艾里奇·弗羅姆、馬丁·布貝爾和埃立克·埃里克森的一些論述。他經常照搬他們的語錄，然後再用自己的見解作註腳。只有在這種時候，我才意識到他是個真正的教授，而不是長輩。有一天下午，我在抱怨我這一代人的困惑：我分不清什麼是我自己想做的，什麼是別人期望你做的。
「我有沒有對你說起過反向力？」他問。
反向力？
「生活是持續不斷的前進和後退。你想做某一件事，可你又註定要去做另一件事。你受到了傷害，可你知道你不該受傷害。你把某些事情視作理所當然，儘管你知道不該這麼做。
「反向力，就像是橡皮筋上的移動。我們大多數人生活在它的中間。」
聽上去像是摔跤比賽，我說。
「摔跤比賽。」莫里大笑起來。「是的，你可以對生活作類似的詮釋。」
那麼哪一方會贏？我問。
「哪一方會贏？」
他對我笑笑：眯縫的眼睛，不平整的牙齒。
「愛會贏。愛永遠是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