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必須交代一下自從那個夏日我最後一次擁抱了我那位可親、睿智的教授、並答應和他保持聯繫後我所發生的變化。
我沒有和他聯繫。
事實上，我同學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聯繫，包括我的酒友和第一個和我早晨一起醒來的女朋友。畢業後的幾年把我磨鍊成了另一個人，他身上再也沒有那個當年離開校園準備去紐約向全世界貢獻才智的年輕人的影子了。
我發現，這個世界並不那麼吸引人。我渾渾噩噩地打發著二十剛出頭的那幾年：付房租，看廣告，尋思著生活為何不向我開綠燈。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大音樂家（我那時在彈鋼琴），但幾年昏暗、空虛的夜總會生活，從不兌現的允諾，不斷拆散的樂隊以及除了我對誰都感興趣的製作人，終於使我的夢想變了味。我第一次在生活中成了失敗者。
與此同時，我第一次真正見到了死亡。我最親近的舅舅，我母親的弟弟，那個為我取名、教我音樂、教我駕駛、和我開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個在我眼裡仍是個孩子、也是我長大後要學習的楷模——在他四十四歲那年死於了胰腺癌。他是個矮小、漂亮的男人，長著濃濃的鬍子。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我一直陪伴著他，我住在他樓下的一間公寓里。我看著他強壯的身體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後又開始浮腫，看著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體趴在餐桌上，手按著肚子，閉著眼睛，嘴巴痛得都變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耶穌！」其餘的人——我舅媽、他兩個年少的兒子，以及我——則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著盤子，眼睛躲避著這痛苦的場面。
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無能為力的時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陽台上。天氣很暖和，微風習習。他望著遠處，從牙縫裡硬擠出幾句話來，他說他看不到他的兒子讀下一個學期了，問我能不能照顧好他們。我讓他別這麼說。他哀傷地望著我。
幾個星期後他去世了。
葬禮之後，我的生活改變了。我感覺到時間突然變得寶貴起來，年華似水，而我卻追趕不上。我不再去空著一半座位的俱樂部彈琴，不再呆在屋子裡寫那些沒人要聽的歌。我又回到了學校，讀完了新聞專業的碩士學位，並找到了一份體育記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轉而開始寫那些渴望成名的運動員。我給報紙和雜誌專欄撰稿。我夜以繼日、沒有節制地工作著。我早上醒來後，刷完牙便穿著睡衣坐到了打字機前。我舅舅過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後來十分怨恨這份工作——天天老一套——於是我發誓不要有他那樣的結局。
我從紐約又跳槽到佛羅里達，最後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當《底特律自由報》的專欄作家。這個城市對體育有著瘋狂的需求——它有職業的橄欖球隊、籃球隊、棒球隊和冰球隊——這給我雄心勃勃的理想提供了機會。幾年後，我除了撰寫體育報道評論外，還開始寫體育方面的專著，製作廣播節目，經常在電視上拋頭露面，對暴富的橄欖球明星和好矯飾的大學體育活動評頭論足。我成了淹沒這個國家的傳媒風暴的一部分。人們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開始買房。我買了一幢山間別墅。我買了汽車。我投資股市並建立了有價證券組合。我就像一輛推到最高擋速的車子運行著，任何事情我都規定了最後日期。我玩命似地鍛煉身子，發瘋似地開著汽車。我賺的錢超過了我的期望值。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寧的黑髮姑娘，她很愛我，不嫌棄我毫無時間規律的工作。經過七年的戀愛我們結了婚。婚後一個星期我便回到了工作堆里。我對她說——也是對自己說——我們會生兒育女成立一個家庭的，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卻遙遙無期。
相反，我仍熱衷於工作上的成就，因為只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我可以在末日到來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後的快樂。我認為舅舅的厄運也將是我命中注定的結局。
至於莫里？是的，我時常會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與人相處」。但這一切總顯得有些遙遠，似乎來自另一種生活。這幾年裡，凡是從布蘭代斯大學寄來的郵件都被我扔進了廢紙簍，我認為它們無非是來募捐的。因此我毫不知曉莫里得病的情況。那些能告訴我的人早已被我遺忘了，他們的電話號碼早已束之高閣，埋在了頂樓小屋的某個盒子里。
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隨手調換電視頻道時偶爾聽見了那幾句話，我的生活仍會這樣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