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死亡判決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達的。回想起來，莫里很早就預感到了這一凶兆。他是在終止跳舞的那一天預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個舞迷。音樂對他來說無關緊要，搖滾樂，爵士樂，布魯斯。他就是喜歡跳。他會閉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著自己的節奏移動腳步。他的舞姿並非總是那麼優美。但他不用擔心舞伴。他自己一個人跳。
他每個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廣場的那個教堂，為的是那場「免費舞會」。那裡有閃爍的燈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擠在大部分是學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運動褲，脖子上圍一條毛巾，不管奏的是什麼樂曲，他都能跟上節拍跳。他能和著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 。他扭動、旋轉著身體，像吃了興奮劑的指揮那樣揮動著手臂，直到背中心流下汗來。那裡沒人知道他是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博士，是一位有著多年教學經驗、著有多部學術專著的教授。他們都以為他是一個老瘋子。
有一次，他帶去一盤探戈的音帶讓他們在擴音器里放。然後他獨佔了舞池，像一個狂熱的拉丁舞迷扭開了。表演一結束，掌聲四起。他似乎能永遠這麼天真活潑下去。
但後來跳舞終止了。
他六十幾歲時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問題。有一次，當他沿著查爾斯河散步時，一陣涼風使他嗆得幾乎窒息。人們趕緊把他送進醫院，注射了腎上腺素。
幾年後，他走路也變得困難起來。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會上，他無緣無故地跌倒了。另一個晚上，他從劇院的台階上摔下來，把周圍的人群嚇了一跳。
「別圍住他，讓他呼吸新鮮空氣，」有人喊道。
他那時已經七十多了，因此人們一邊小聲議論著「老了」，一邊把他扶了起來。但對自己的身體比誰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對勁。這不僅是年齡的問題。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問題。他夢見自己死了。
他開始去醫院，找了不少大夫。他們檢查了他的血液，檢查了他的尿液，還給他做了腸鏡。最後，當什麼都沒有檢查出來時，有一個醫生要他做肌肉活組織檢查，從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塊活組織。反饋回來的實驗室的報告懷疑他有神經方面的疾病，於是莫里又進醫院作了一系列的檢查。其中有一項檢查是讓他坐在一張特殊的椅子上，醫生用電流震擊他——類似坐電椅——然後觀察他的神經反應。
「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核對，」醫生看著他的試驗結果說。
「為什麼？」莫里問。「是什麼病？」
「我們還無法肯定。你的節奏很慢。」
節奏慢？那是什麼意思？
最後，在1994年8月的一個異常悶熱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經科醫生的診所，醫生讓他們坐下，然後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ALS），即盧·格里克氏症 ，這是一種兇險、無情的神經系統疾病。
沒有治療的方法。
「我是怎麼得病的？」莫里問。
沒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麼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醫生說。非常遺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將近兩小時，耐心地回答他們的問題。當他們離去時，他給了他們一些有關ALS的資料：幾本小冊子，似乎他們是在開銀行賬戶。外面陽光朗照，人們忙著各自的事情。一位婦女急匆匆地往停車收費機里投錢，另一個拎著食品雜貨走過。夏洛特的腦海里翻騰著無數個念頭：我們還剩多少時間？我們該如何應付？我們該怎麼支付這筆醫藥費？
我的老教授則為他周圍的正常生活節奏而感到震驚。難道世界仍是那麼的無動於衷？難道沒人知道我的厄運？
然而地球並沒有停轉，它絲毫也沒在意。當莫里無力地拉開車門時，他覺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個深穴。
「現在該怎麼辦？」他尋思著。
就在他尋找答案時，疾病卻日復一日、周復一周地侵蝕著他。一天早晨，他把車子從車庫裡倒出來，因踩不住剎車而只好熄掉了引擎。從此他便告別了駕駛。
他經常絆倒，於是他買了根拐杖。從此他便告別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會游泳，但發現自己換衣服有了困難，於是他雇了個家庭護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學系學生——他幫莫里進出水池，幫他更換衣服。更衣室里，人們裝著不去注視他。但他們還是看到了。從此他便告別了自己的隱私。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蘭代斯校園上他最後的一堂課。當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學校方面能夠理解。何必要在眾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裡。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沒有想到要放棄。
他步履不穩地走進教室，走進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於拿著拐杖，他手腳不利索地來到座位旁。他終於坐了下去，從鼻樑上取下眼鏡，望著一張張在一片死寂中注視著他的年輕的臉。
「我的朋友們，我想你們來這兒是為了上社會心理課的。這門課我已經教了二十年，這是我第一次想說，修這門課有點冒風險，因為我得了絕症。我也許活不到這個學期的結束。
「如果你們覺得這是個麻煩而想放棄這門課，我完全能夠理解。」
他笑了。
從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點燃的蠟燭，它不斷熔化你的神經，使你的軀體變成一堆蠟。通常它從腿部開始，然後慢慢向上發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時，你就無法再站立起來。等你控制不了軀幹的肌肉時，你便無法坐直。最後，如果你還活著的話，你只能通過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則被禁錮在一個軟殼內。或許你還能眨眨眼睛，動動舌頭，就像科幻電影里那個被冰凍在自己肉體內的怪物一樣。這段時間不會超過五年。
醫生估計莫里還有兩年的時間。
莫里知道還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卻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他頭頂懸著利劍、走出診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這樣枯竭下去直到消亡？還是不虛度剩下的時光？他問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將勇敢地去面對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為他最後的一門課程，作為他生活的主要課題。既然每個人都有一死，他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讓別人去研究。他可以成為一本人的教科書。研究我緩慢而耐心的死亡過程。觀察在我身上發生的一切。從我這兒學到點什麼。
莫里將走過最後那座連接生與死的橋樑，並詮釋出這段旅程。
秋季學期過得很快。葯的劑量又增加了。理療已經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護士去他家中幫助他活動日見萎縮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們像從井中抽水那樣上下屈展著他的腿。按摩師每星期來一次，舒緩他不時感到的肌肉僵硬。他還請了默念師，在其指導下閉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漸漸化成一口氣，吸進吐出，吸進吐出。
一天，他拄著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後摔倒在馬路上。拐杖換成了學步車。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來去衛生間也使他不堪重負了。於是，莫里開始用一隻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時還得扶住自己，這就意味著必須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們大多數人會因此而感到難堪，尤其是到了莫里這樣的年齡。但莫里卻和我們不同。當熟悉的同事們來看望他時，他會對他們說，「聽著，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著瓶子嗎？你行嗎？」
通常他們都能這麼做，連他們自己也感到驚訝。
事實上，他接待了越來越多的來訪者。他和一些討論小組的成員一起討論死亡，討論死亡的真正含義，討論各個社會階層是怎樣由於對它的無知而懼怕它。他對他的朋友們說，如果他們真的想幫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來看望他，給他打電話，讓他分享他們遇到的難題——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樣，莫里是個出色的聽眾。
儘管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變化，但他的聲音仍是那麼有力，那麼吸引人，他的腦子仍在活躍地思維。他要證明一件事：來日無多和毫無價值不是同義詞。
新年乍來即去。雖然莫里對誰都沒說，可他知道1995年將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年。他現在已經用上了輪椅，他在爭取時間對所有他愛的人說他想說的話。當布蘭代斯大學的一位同事因心臟病突然去世時，莫里去參加了他的葬禮。回來後他顯得很沮喪。
「太可惜了，」他說。「他們在葬禮上說得那麼好，可艾文再也聽不到了。」
莫里有了個念頭。他打了幾個電話，選好了日子。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幾個好友在家裡為他舉行了「活人葬禮」。每個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詞。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詩：
我親愛的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