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喜歡給我留便條。不管送我去什麼地方，分手的時候，她總喜歡塞張紙條給我。我一直不明白她為什麼要那樣做，為什麼不直接把紙條上的話說出來呢，她真是不嫌麻煩，既要浪費紙，又要用難聞的膠水粘信封。
我收到的媽媽的第一張紙條是在一九五四年，我上幼兒園的第一天。那時候我有多大？應該五歲吧。學校的操場上都是邊跑邊叫的孩子。我緊緊拽著媽媽的手，走近學校。有個戴著黑色貝雷帽的老師站在校門口。我看到別人的媽媽親親她們的孩子，揮揮手就離開了。我肯定是在這個時候哭了起來。
「怎麼了？」媽媽問。
「不要走。」
「放學的時候我會在門口等你的。」
「不。」
「沒關係的。我會等著你的。」
「那我找不到你怎麼辦？」
「不會找不到的。」
「那我把你給丟了怎麼辦？」
「媽媽是不會丟的，查理。」
她笑了，手伸到衣服口袋裡，遞給我一隻小小的藍色信封。
「拿著，」她說，「如果你真的很想我，那就打開信封看看。」
她從包里拿出一片紙巾，擦了擦我的眼淚，然後用力抱了抱我，和我說再見。我依舊能夠記得她那時候的模樣：她穿著印花布的裙子，嘴唇上塗著露華濃的紅色唇膏，長發在耳邊飄拂。我舉起她留給我的信，向她道別。現在想起來，她可能都沒有仔細考慮過，我剛上幼兒園，字都不識呢。但那就是我的母親。關鍵是那份心思。
爸媽相遇的故事是這樣的：1944年春天，在椒谷湖的下游，她遇見了爸爸。那時她在游泳，他在打棒球。他投了一個球，夥伴把球打飛了，落到河裡。媽媽看到了，朝球游過去。而爸爸也跳到水中去揀球。他從水底下浮出來的時候，兩個腦袋撞在了一起。
「後來，我們就這樣撞來撞去的，」媽媽過去常說。
他們倆閃電般陷入熱戀。我爸的脾氣就是這樣，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就是快快把事情做完。那時候，他是個高大健碩的小伙，剛剛高中畢業，梳著奶油大包頭，開著他爸的藍白色凱迪拉克車。二戰一爆發，他就積極報名，參軍入伍，告訴媽媽他要殺敵立功，「要成為鎮上消滅敵人最多的人。」戰艦把他運到了義大利，亞平寧山脈北部，靠近博洛尼亞一個叫坡奧山谷的地方服役。一九四五年，他給媽媽寫了封信，向媽媽求婚——「做我的妻子吧，」他在信中寫道。我覺得那更像是個命令。媽媽答應了他。媽媽的回信寫在一種很特別的亞麻紙上的，紙很貴，根本超出了她的消費能力，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堅持買了這種紙寫回信。我媽媽認為寫什麼字和用什麼紙是同樣重要的。
爸爸收到媽媽回信後兩星期，德軍簽署了投降協議。爸爸回家了。
我的理論是：爸爸打仗沒打過癮。所以後來，他向我們開戰。
我爸叫雷奧納多，但人人都叫他雷奧；我媽叫寶琳，但人人都叫她寶兒。媽媽有一雙大大的杏眼，飄逸的黑髮，奶油色的皮膚，和好萊塢明星奧黛麗·赫本頗有幾分相似。在我們那個小鎮上，長得像媽媽這樣漂亮的可不多。她喜歡化妝——睫毛膏，眼線，腮紅，樣樣齊全——大家都覺得她「有趣」，「有個性」，或者是「怪怪的」，有點「犟頭倔腦」。而小時候的我，一直覺得她是個麻煩。
我穿沒穿套鞋？帶沒帶外套？學校的作業完成了嗎？為什麼我的褲子拉破了？
她還總是糾正我的語法。
「我和羅伯特要去……」 我說。
「羅伯特和我，」媽媽打斷我的話。
「我和傑米想要……」
「傑米和我，」她總是糾正我。
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有特定的形象。媽媽在我腦海中的形象是塗著口紅，向我彎下身體，豎起一根手指，教育我要好好努力。而爸爸的形象則是一個身體後仰，肩膀靠在牆壁上休息的男人。他手指間夾著一支香煙，看著我，任我起起伏伏。
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看得出，媽媽要靠近我，爸爸則要遠離我。但那時，我還是個小孩，小孩能懂啥呢？
我媽是法國移民的後裔，信仰新教，我爸是義大利移民的後裔，信仰天主教，他們倆的結合，等於把上帝、罪孽和人生百味攪和在一起，弄得火候過了頭。他們總是在爭吵。孩子、食品、宗教，都是吵架的誘因。爸爸曾在浴室門口掛了一張耶穌像，一等他上班，媽媽就把畫像挪到一個不太顯眼的角落。爸爸回到家就大聲嚷嚷起來,「上帝啊，你怎麼能夠動耶穌像呢！」媽媽反駁道，「那不過是個畫像罷了，雷奧，你以為上帝願意把自己的畫像掛在浴室門口嗎？」
爸爸不睬她，把畫像掛回去。
第二天，媽媽又把畫像挪走。
如此這般，折騰不休。
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如果說我們家有民主的話，那麼爸爸的一票相當於兩票。他決定我們晚飯吃什麼，房子刷什麼顏色，家裡的錢存什麼銀行，客廳那台贊尼詩牌黑白電視機應該調什麼頻道。我出生的那一天，他通知媽媽：「這孩子要去天主教堂受洗，」毫無商量餘地。
滑稽的地方在於，他自己對宗教其實沒有什麼興趣。戰爭結束後，爸爸在鎮上開了家賣煙酒的小店，和宗教比起來，他更關心的是利潤。他對我的要求，就是要我信仰棒球。我還不能走路的時候，他就扔球給我。在媽媽還沒有讓我用剪刀之前，他已經給了我一個木質的球棒。他說只要我有「計畫」，並且「堅持執行計畫」，那麼總有一天，我可以加入甲級棒球隊。
當然了，在你如此年幼的時候，你會把父母給你設定的志向當成棲身之所，而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七歲的時候，學會了看報紙上的棒球比賽積分表，那上面所列出的棒球隊的名字，就是我奮鬥的目標。我在爸爸的店裡放了一副棒球手套，如果他有幾分鐘的空餘時間，那麼他就可以在停車場里擲球給我，幫我練習。我甚至會穿著釘鞋去教堂參加星期日彌撒，因為讚美詩的最後一個音符落下，我就要趕去參加美國循環賽。人們說教堂是「上帝的家」，我很擔心上帝會不滿意我穿著釘鞋踏在他家地板上，所以我曾試著踮起腳尖走路，可是爸爸卻小聲說，「見鬼了，你幹嗎呢？」我趕緊放下腳跟。
而媽媽呢，並不喜歡棒球。她出身貧寒，是家裡唯一的孩子，戰爭期間，不得不輟學打工維持生計。她的高中文憑是上夜校得來的，後來她又用同樣的辦法修完了護士學校。在她看來，只有書本、大學以及它們替我打開的一扇扇門才是正途。對於棒球，她覺得唯一的用處就是讓我「呼吸點新鮮空氣」。
但我打棒球的時候，她總會來看。她坐在觀眾席上，戴著大大的太陽眼鏡，頭髮總是吹得整整齊齊，那是當地美容院的傑作。有時候，我會從球員候場區偷偷看她，發現她總是望著遙遠的地平線。但輪到我出場擊球的時候，她會拍著手叫：「耶，查理！」我想，對我而言，那就是參加比賽的全部意義所在了。在爸爸離開我們之前，他是我參加的每一個業餘棒球隊的業餘教練。有一次，他看到我朝著觀眾席方向張望，便朝我嚷道：「眼睛看著球，雞仔！那裡可沒有能幫你打好球的東西！」我趕快回過頭。
我猜，媽媽，她不是爸爸所說的「計畫」的一部分。
不過，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崇拜媽媽，就像小男孩崇拜他們的媽媽那樣理所當然。而且，她本來就是一個容易讓人崇拜的媽媽。首先，她很幽默。她不介意把冰激凌抹在自己的臉上，就為了讓我們笑一笑。她還會發出怪怪的聲音，模仿大力水手 說話，或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唱歌時的沙啞嗓音：「如果你的心裡沒有他，你如何去擺脫他……」她撓我的痒痒，也讓我撓她的痒痒，然後夾緊了手臂笑個不停。每天晚上，她都到我床前來給我蓋被子，摩挲著我的頭髮說，「給媽媽一個吻。」她告訴我，我很聰明，而聰明很划算，所以我應該每星期看一本書。為了確保完成這個指標，她總帶我去圖書館。有時候她穿的太過耀眼，還有時候她會和著我們小孩子的音樂唱歌，這讓我有些難為情。但我信任她，從來沒有，沒有一刻對此有所懷疑。
媽媽說的話，我都相信。
別搞錯了，她並不溺愛我。她打我。她責備我。她懲罰我。但她愛我。她真的愛我。我不小心從鞦韆上摔下來，她愛我。我穿著滿是泥漿的鞋子踩在自家地板上，她愛我。面對我的嘔吐，鼻涕，流著血的膝蓋，她還是愛我。不管來來去去，順境逆境，她都愛我。對於我，她盛滿了愛的井深不見底。
她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讓我去追逐她的愛。
明白了吧，我有一個理論：孩子們喜歡追逐他們得不到的愛。對我來說，那就是爸爸的愛。他把他的愛藏著，像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我，想法設法要得到它。
媽媽過世多年後，我給自己列了兩個清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