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曾對我說：「你要麼是媽媽的好寶貝，要麼是爸爸的乖兒子，但不可能把兩者都給佔全了。」
就這樣，我選擇了做爸爸的乖兒子。我學他走路的樣子。我模仿他深沉的，有些沙啞的笑聲。因為他喜歡棒球，所以我總是戴著我的棒球手套，他扔出來的球，我竭力去接，雖然有時候球很重，打在手上，疼得讓我幾乎忍不住哼哼。
學校放了學，我就奔到爸爸在卡夫街上經營的賣煙酒的店，一直呆到晚飯時間。我的玩具就是店裡的空紙箱。等到下班，爸爸就開著一輛天藍色的別克轎車，我們一起回家，有時候，爸爸會把車停在車道上歇一會兒，點上一支切斯特菲爾德牌香煙，聽聽廣播新聞。
我有個妹妹，叫呂貝塔。那時候，她最中意一雙粉紅色的小芭蕾舞鞋，無論去哪裡都穿著。記得我們一家人去鎮上餐廳吃飯的時候，媽媽會抱著她去女廁所——她粉紅色的小鞋子滑過瓷磚地板——而我則跟著爸爸去男廁所。所以，在我小小的腦海里，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安排的：我和他，她和她。女士。男士。媽媽的。爸爸的。
爸爸的乖兒子。
我是爸爸的乖兒子，直到一個炎熱、而無雲的春天的早晨。那是一個星期六，我上五年級。那天我要參加兩場棒球比賽，對手是由康納管道工程公司贊助的紅雀隊，他們總是穿著鮮紅色的羊毛球衣。
我穿著運動長襪、戴著棒球手套走進廚房的時候，太陽已經把廚房照得暖暖的。我看到媽媽坐在餐桌旁抽煙。媽媽是個漂亮的女人，但那個早晨，她看起來一點也不漂亮。她咬著嘴唇，沒有抬眼看我。我依然記得，我聞到烤糊了的麵包片的味道，我以為她是因為早餐沒有做好而不開心。
「我就吃點麥片好了，」我說。
我從碗櫥里拿出一個碗。
她清了清嗓子。「你的比賽什麼時候開始，寶貝？」
「你感冒了嗎？」我問。
她搖了搖頭，用一隻手貼住臉頰。「比賽是什麼時候?」
「我不曉得，」我回答。那時候我還沒有開始戴手錶。
我拿出牛奶瓶和一大盒玉米片。倒玉米片的時候，我動作太快，好些玉米片從碗里撒了出來，落在桌子上。媽媽一片一片的把它們撿起來，捏在掌心裡。
「我送你去，」她小聲說，「不管什麼時候。」
「爸爸不能送我去嗎？」
「爸爸不在這裡了。」
「爸爸去哪裡了？」
她沒有回答。
「他什麼時候回來？」
媽媽捏緊了玉米片。玉米片被她碾成了粉末。
那天起，我成了媽媽的兒子。
我剛才說，我看到了死去的媽媽，我一點不開玩笑。我真的看到了她。她站在球員候場區邊上，穿著一件粉紫色的外套，捏著個小包。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看著我。
我想要站起來，朝她那個方向走。但我起不來，身上的每一塊肌肉都是疼的。意識里，我想要叫她，喊她的名字，但我的喉嚨發不出聲。
我垂下腦袋，合攏手掌。我努力撐住自己，把身體抬起來一點。我再抬頭。
她不見了。
我不指望你相信我。我知道，聽起來我像是瘋了。我們看不到死人，死人也不會來看我們。一個人從水塔上跳下來，一心要把自己給摔死，結果非但沒有死，還奇蹟般地看到了他死去的媽媽，拿著包，在棒球場三分線的地方站著。
你腦子裡可能正在懷疑的事情，其實我都已經懷疑過了：那是幻覺，是想像，是酒鬼的神志不清，是稀里糊塗的腦瓜在犯稀里糊塗的傻。我已經說過了，我根本不指望你相信我。
但是，這事確實發生了。她站在那裡。我看到了她。我不知道自己在那裡躺了有多長時間，反正，我勉強讓自己站了起來，往前走。我拍掉了膝蓋和手臂上的沙土和瓦礫。我身上有十來處傷口，大多是些小擦傷，也有幾個比較厲害。我嘗到了鮮血的味道。
我穿過一片熟悉的草地。晨風吹過，樹木搖動，帶起黃色的落葉飛舞，宛若細密的、飛旋的雨幕。我已經兩次自殺而未遂了。還有比這更慘的嗎？
我朝著自家的老屋走去，決意要在那裡結束一切。
親愛的查理：
祝你今天在學校里過得愉快！
午飯時間我會來看你的，我們可以一起喝奶昔。
愛你每一天
媽媽
（引自雞仔貝奈特的記事本，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