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意識以來記住的第一張照片是我母親的照片，那時的我還沒有出生。那是張黑白照，上面的好多細節都模糊了，只剩下些灰色的形狀。照片上的光很柔和，有些雨霧蒙蒙的感覺，可能是透過窗戶的春日光線，在勉強可見的光亮中營造出一室寧靜。媽媽坐在一台老舊的收音機旁，收音機上有個綠色的圓形開關和兩個旋鈕——一個用來調節音量，另一個用來搜索頻道。這台收音機後來成了我的童年玩伴，我就是從那裡獲得了關於宇宙存在的最初認知。轉動硬橡膠旋鈕，就可以輕輕地撥動天線指針，找到好多個電台——華沙、倫敦、盧森堡或者巴黎。不過有時候聲音會消失，就好像布拉格和紐約之間、莫斯科和馬德里之間的天線掉進了黑洞。這時我就會顫抖。那時的我認為，是太陽系和其他星系在通過電台跟我說話，它們在那些吱吱啦啦的雜音中給我發來訊息，可我卻不會解碼。
那時，我還是個幾歲的小姑娘，看著這張照片，我覺得媽媽撥動旋鈕的時候就是在找我。她就像個敏感的雷達，在無窮無盡的宇宙空間里搜索，想要知道，我什麼時候，從哪兒來到她的身邊。從她的髮型和穿著（大大的船形領）可以看出，照片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拍的。她微微駝著背，望向鏡頭之外，彷彿看到了一些看照片的人看不到的東西。那時，作為孩子的我覺得，她已超越了時間。照片上什麼也沒發生，拍攝的是狀態而非過程。照片上的女人有點憂傷，若有所思，又有點不知所措。
後來我問起過媽媽這份憂傷——我問過好多次，就為了聽到同樣的答案——媽媽說，她的憂傷在於，我還沒有出生，她就已經想念我了。「可是我都還沒來到這個世界，你又怎麼想念我呢？」我問媽媽。「那時候我就知道，你會想念你失去的人，也就是說，思念是由於失去。」
「但這也可能反過來。」媽媽說，「如果你想念某人，說明他已經來了。」
這些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波蘭西部鄉村的簡短對話，我的媽媽和她的小女兒的對話，永遠地印刻在了我的記憶中，給予我一生的力量。它使我的存在超越了凡俗的物質世界，超越了偶然，超越了因果聯繫，超越了概率定律。它讓我的存在超越時間的限制，流連於甜蜜的永恆之中。通過孩童的感官我明白，這世上存在著比我想像的更多的「我」。甚至於，如果我說「我不存在」，這句話里的第一個詞也是「我在」——這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奇怪的詞語。
就這樣，一個不信教的年輕女人，我的媽媽，給了我曾經被稱為靈魂的東西——這世上最偉大的、溫柔的講述者。
二
世界是一張大布，我們每天將訊息、談話、電影、書籍、奇聞、軼事放在一架架紡布機上，編織到這張布里。現如今，這些紡布機的工作範圍十分廣闊——互聯網的普及讓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到這個過程中去，無論工作態度是否認真，對這份工作是愛還是恨，為善還是惡，為生還是死。當這個故事發生了改變，這個世界也隨之改變。就此意義而言，世界是由言語組成的。
我們如何思考世界，以及也許更為重要的，我們如何講述世界——有著巨大的意義。如果沒有人講述發生的事，那麼這件事情就會消失、消亡。關於這一點，不僅歷史學家清楚，而且（或許首先）所有的政治家和獨裁者都清楚。有故事的人、寫故事的人，統治著這個世界。
我們認為，今天的問題在於，我們不僅不會講述未來，甚至不會講述當今世界飛速變化著的每一個「現在」。我們語言匱乏，缺乏觀點、比喻、神話和新的童話。我們見證著那些不合時宜的、老舊的敘述方式在如何試圖進入未來世界，也許人們會認為，老的總比沒有來得強，或者用這種方式應對自己視野的局限。一言以蔽之，我們缺乏講述世界的嶄新方式。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主角的第一人稱敘述的現實之中，身邊充斥著四面八方的雜音。我說的「第一人稱」，指的是一種敘事方式，創作者或多或少地只寫自己，將故事置於一個以「我」為中心的狹小範圍之中。我們把這種個人化的視角、這個「我」當作是最自然、最人性化、最真實的表達，哪怕這種表達放棄了更為寬廣的視域。以這樣的第一人稱來講故事，就好像在編織一種與眾不同的花紋，獨具一格。在這個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是獨立自主的，對自己和自己的命運都無比清醒。但這也是在把「我」同「世界」對立起來，這種對立使得「我」被周遭世界邊緣化。
我想，第一人稱敘事是一種頗具特色的敘事方法，反映了個體成為世界的主觀中心這一現代觀念。很大程度上，西方文明建立於對「我」這個現實最重要的維度之一的發現。人在這裡是主角，而人的觀點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用第一人稱寫作故事是人類文明的最重要發現之一，充滿著儀式感，令人信服。我們以「我」的眼光看世界，以「我」之名聽世界，這樣的敘事在讀者和講述者之間建立起聯繫，把講述者放置在了一個獨特的位置之上。
但是我們也不能過度評價第一人稱敘事為文學和人類文明做出的貢獻。以前的敘事將世界描述為一個英雄和神靈活動的場所，對此我們毫無影響力。而第一人稱敘事講述普通如我們的人的故事。此外，我們這樣的人之間很容易相互認同，因此在故事的講述者與讀者或聽眾之間，便產生了基於共情的情感共識。第一人稱敘事很容易拉近作為講述者的「我」和讀者的「我」之間的距離，而小說更寄希望於消除這種距離，讓讀者因為共情在某一段時間裡成為講述者。文學成了交換經驗的園地，一個像羅馬廣場一樣的地方，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觀點，或是讓第二個「我」替我發聲。人類歷史上恐怕從未有過這麼多人同時寫作和講述。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統計數據就夠了。
每次去參觀書展，我都能看到很多以第一人稱寫作的書。表達的本能——也許和其他構建著我們生活的本能一樣強大——最完整地出現在了藝術之中。我們希望被關注，希望自己是獨一無二的。「我告訴你我的故事」「我告訴你我家的故事」，抑或「我告訴你，我去過哪兒」，這樣的講述方式在今天是最流行的文學形式。人們之所以熱衷於這種敘述方式，還在於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會書寫，很多人掌握了寫作這個曾經只是少數人用語言和故事表達自己的技能。矛盾之處在於，這看起來如同一個由眾多演唱者組成的合唱團，彼此的歌聲相互遮蓋，大家爭著求關注，做同樣的動作，走類似的路，最後相互遮蔽。儘管我們知道他們的一切，對他們的經歷感同身受。然而讀者的體驗卻常常出人意料地不完整和令人失望，因為作者「我」的表達並不能保證盡顯文字的普遍性。我們缺少的似乎是故事的隱喻維度。隱喻小說的主人公是他自己，一個生活在一定的歷史或地理條件下的人，同時又遠遠超出了這個特定的範圍，變成了無處不在的人。當讀者閱讀小說中描寫的某個人的故事時，他可以認同這個人的命運，並將他的處境視為自己的處境。在隱喻小說中，讀者必須完全放棄自己的個性，並成為這個人。這是一個對人的心理要求很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隱喻小說找到了各種命運的共同點，使我們的體驗普遍化。遺憾的是，當今的文學缺乏這種隱喻性，這恰恰證明了我們的無能為力。
許是為了不被湮沒在題目和名字里，我們開始將如利維坦般龐大的文學劃分為不同的體裁，就像我們區分體育項目一樣，而作家們則是不同項目的運動員。
文學市場的商業化把文學分成了不同的門類，培育出了熱愛偵探故事、奇幻文學、科幻小說的讀者群體，由此產生了各種各樣內容完全獨立的書展、文學節。這種局面原本是為了方便書店店員和圖書管理員有條不紊地擺放書架上的大量圖書，便於讀者從浩如煙海的書籍中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作品，現在這卻成了一種抽象的分類法。不僅現有的圖書被人為地劃分，作家也開始按照這種分類法寫作。作品的類型化越來越像製作蛋糕的模具，產出的都是類似的產品。它們的可預見性為人稱道，即使缺乏新意也被當作成功。讀者知道他會讀到什麼，也的確會讀到他想讀的東西。我在潛意識裡就反對這樣的秩序，因為它限制了寫作的自由，抑制了實驗性的、打破常規的念頭，而這些才是創作的本質。這種秩序還將離經叛道趕出了創作過程，但是一旦沒有了離經叛道，就沒有了藝術。一本好書，不是必須要與某種體裁相符合。對文學作品進行分類是文學商業化的後果，是將文學當成品牌、目標等當代資本主義市場化運作產物的結果。
應該感到滿意的是，我們見證了系列電影這種新的講述方式的誕生，它的隱藏任務就是將我們帶入忘我之境。誠然，這種敘事方式早已存在於神話和荷馬史詩當中，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和奧德修斯毫無疑問就是最早的系列劇的主角。只是在以前，這種模式從未有過如此廣大的空間，也未對集體想像產生過如此重要的影響。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是屬於這種模式的。它對我們講述世界、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