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我們要說一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有人曾說，真正影響奧運會歷史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顧拜旦，他創立了現代奧運會，另一個是薩馬蘭奇，他挽救了現代奧運會。你看，顧拜旦在時間上是不可能成為我們的老朋友的，所以，我們就說說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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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末有不少媒體斷言「奧運會將在21世紀徹底消失」，你信嗎？
不管你信不信，當時是有很多人相信的。
我們來看看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以及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舉辦情況。在那幾年裡，很多人覺得奧運會能繼續辦下去，簡直將是20世紀最大的奇蹟。
為什麼？
我們先來看1976年的加拿大蒙特利爾奧運會。
從1940年就開始申辦奧運會的加拿大蒙特利爾，終於在1970年獲得了第二十一屆奧運會的主辦權。為此，加拿大奧委會大興土木，新建包括奧林匹克中心在內的一批大型體育場館和奧運村，結果導致各項費用直線飆升，最後出現了10多億美元的虧空。
這屆奧運會一共舉辦了15天，卻使蒙特利爾市的納稅人背上了20年的債務，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全部還清。於是，這屆奧運會有了一個特別的稱號——「蒙特利爾陷阱」。
奧運會不是為錢而辦的，不是嗎？促進人類大家庭的團結才是主要目的嘛。但是，這一理想，在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上又遭到了迎頭痛擊。
其實在蒙特利爾奧運會上，因為種族歧視方面的一系列糾紛，非洲一些國家已經抵制了該屆奧運會，而在莫斯科奧運會上，抵制潮達到了高峰。
當然，這也怪蘇聯自己。當時蘇聯出兵阿富汗，全世界以美國為首，共有62個國家和地區抵制參賽，上屆東道主加拿大也抵制參賽，蒙特利爾市市長沒有出現在莫斯科奧運會開幕式的交接儀式上，只派代表將五環旗交給了莫斯科市市長。
莫斯科奧運會只有81個國家和地區派代表參加。在開幕式上，有16支隊伍以奧林匹克五環旗代替本國國旗或本地區區旗，表達抵制之情。中國也加入了抵制參加的行列而沒有出現在那屆奧運會上。
舉辦奧運會成了一件虧本和不討好的事，誰還肯主辦？當時的奧運會主辦權絕不是現在的「香餑餑」，而是一個「燙手的山芋」——1984年的夏季奧運會，只有美國洛杉磯一個城市提出申辦。
如果洛杉磯都不申辦，奧運會將面臨無人理睬的尷尬局面。從這個角度說，當時有媒體預測的「奧運會將死」，也並非危言聳聽。
1980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83次全體會議上，新一任的國際奧委會主席通過競選產生。
他的名字叫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
他肩負著拯救奧運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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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之前，薩馬蘭奇的生平其實沒有什麼太驚人之處。
1920年出生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薩馬蘭奇精通法語、英語、俄語和德語，23歲時擔任西班牙皇家體育俱樂部旱冰球隊的教練，開始和體育結緣。
薩馬蘭奇在31歲的時候開始擔任西班牙冰球聯合會會長，並且開始從政，做到過巴塞羅那議會議長。在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之前，他擔任過西班牙駐蘇聯的首任大使。
作為臨危受命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知道要挽回奧運會的聲譽乃至生命，就要解決困擾奧運會多年的三大難題。
第一大難題，就是關於只允許業餘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問題。
按照顧拜旦創立現代奧運會的初衷，奧運會是拒絕職業選手參加的。這項「鐵律」隨著時代的發展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觀眾總是希望看到代表這個星球最高水平的體育比賽，如果不是這樣，有什麼理由吸引大家來關注呢？
更重要的是，二戰後，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實。社會主義國家的運動員基本上都是職業運動員，他們領取國家的工資，專門從事體育訓練和比賽，獲獎後會得到國家的物質獎勵。在資本主義國家，參加奧運會的選手也都得到商家經濟上的支持。如果沒有企業提供資助，僅靠運動員從事其他職業賺取的薪金，恐怕連賽前的系統訓練都不可能保證，更別說參加高強度的奧運角逐了。
但是，擔任了20年（1952—1972）國際奧委會主席的布倫戴奇是堅定的「業餘參賽」論支持者，而他對薩馬蘭奇有知遇之恩，沒有他，薩馬蘭奇連奧委會都進不了。
但是，在奧運會已經到了生死存亡關頭時，薩馬蘭奇把對布倫戴奇的報答之情放到了一邊，他公開指出：「體育運動對於某些人來說可以成為目的，而不是他生活的其他內容的輔助手段。」
在頂住巨大壓力之後，剛剛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不久的薩馬蘭奇，在1981年修改了《奧林匹克憲章》的有關條文，去掉了「業餘」一詞，並且委託各國際單項體育協會制定自己的條款準則，由協會確認參賽選手是否符合業餘原則。只要協會認可，國際奧委會就予以同意。
此後，以籃球、網球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職業運動員被獲准參賽，大大提高了奧運會的觀賞性，也使奧運會超越很多單項賽事，成了全球第一體育賽事。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男籃職業選手還不能參賽。從北卡羅來納大學畢業的邁克爾·喬丹推遲與芝加哥公牛隊的簽約，以大學生球員的身份代表美國男籃參賽，場均得到27.6分，率隊奪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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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馬蘭奇面臨的第二大問題，是奧運會如何儘可能避免政治的干涉。
二戰結束後，一道鐵幕緩緩落下，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影響到了方方面面，再加上各種宗教、領土糾紛推動的恐怖主義，奧運會成了一個承載這些負面影響的大舞台。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會發生驚人慘案（參見《歷史的溫度》收錄的《史上最黑暗的一屆奧運會》），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首現大規模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幾乎將奧運會分裂。還有一點不應被人遺忘的是，這個世界上人口第一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被排除在奧運會大家庭之外。
為此，薩馬蘭奇一上任就開始了超強度的會員方走訪。他一天只睡5個小時，足跡遍及五大洲，行程達到2.4萬公里。在頻繁的走訪中，他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保持密切和融洽的關係，同時與聯合國合作簽署了一系列提案與協議，推廣奧林匹克運動，推崇和平的理念。
薩馬蘭奇是外交官出身，他擁有周遊列國、合縱連橫的能力。再加上他上任之後，「冷戰」的氛圍正在漸漸變淡，這也給他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國際環境。
經過薩馬蘭奇的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84年頂住蘇聯的壓力（蘇聯要報復1980年美國的抵制，也號召社會主義國家抵制洛杉磯奧運會），參加了洛杉磯奧運會，重返奧運會大家庭。
從1988年漢城奧運會開始，再也沒有出現因為政治原因抵制奧運會的現象。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朝鮮和韓國甚至聯合組隊出現在了開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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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賞性和政治性兩個問題解決之後，薩馬蘭奇要解決第三個棘手的問題：錢。
為了保證奧運會的純潔性，從顧拜旦時期開始，國際奧委會是不接受商業贊助的。奧運會的舉辦費用完全由主辦城市承擔，而且不得以營利為目的。
理想是豐滿的，但現實是骨感的。隨著奧運會規模的漸漸擴大，很多主辦城市發現這是一件入不敷出的事。加上「蒙特利爾陷阱」帶來的恐慌情緒（莫斯科奧運會其實也巨虧），也只有具有冒險精神的美國人才願意申辦奧運會。
上任之初的薩馬蘭奇清楚地認識到：如果無法和主辦城市、贊助商達成一個多贏局面，奧運會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
那麼該怎麼辦？只能進行商業化改革。
當時60歲的薩馬蘭奇出人意料地對「新媒體」有高度的敏銳性，他意識到剛剛開始普及的電視，將會給奧運會的關注度帶來驚人的增長。他主動向電視媒介拋出了「橄欖枝」，並在今後的奧運會中奠定了「電視媒體優先」的特權。（作為一名採訪過三屆奧運會的文字記者，我有這樣的親身經歷，在賽後混合採訪區，運動員都要先接受電視媒體採訪，之後才能輪到文字記者採訪。）此外，薩馬蘭奇也開始積極策劃市場營銷，為奧運會四處尋找贊助商。
當然，薩馬蘭奇突破國際奧委會保守勢力的重重阻礙後打開商業化大門，還需要有人配合，那個配合的天才，就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奧組委主席尤伯羅斯。
在洛杉磯獲得奧運會主辦權後，洛杉磯市政府通過了「舉辦奧運會禁止動用公共基金」的決議，而美國的加州是不允許發行彩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