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歷史上，有不少著名的「分割線」，比如「三八線」「北緯17°線」等等。今天要說的，是一條分割幾億人口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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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的某一天，英國倫敦，寒風蕭瑟。
剛當上首相一年多的艾德禮，在唐寧街10號的首相官邸召見了路易斯·蒙巴頓子爵——英王喬治六世的表弟。
46歲的蒙巴頓因為在二戰中的優異表現，剛剛升任英國皇家海軍地中海艦隊第一巡洋艦隊司令，意氣風發，躊躇滿志。但他和艾德禮談話後不久，臉色就變得凝重起來。因為艾德禮給了他一個「光榮」的任務：前往印度，接任這個英國最大海外殖民地的一把手——印度總督兼印度副王。
這是一個曾經令萬千人垂涎的職位，但蒙巴頓卻完全興奮不起來。因為誰都知道，1946年的英國早已不是以前的英國，而1946年的印度，也早已不是以前的印度。這顆曾令英國人自豪的「王冠上的明珠」，如今已經成了一個「燙手山芋」，甚至可以說，是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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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這顆「定時炸彈」之所以開始進入引爆程序，和英國的衰落息息相關。
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讓本來還能勉強打扮門面的大英帝國迅速跌下神壇：對外，英國損失了一半以上的海外投資和黃金儲備，50%的商船噸位，40%的出口值；對內，需要重建戰爭期間被炸毀的400萬棟房屋，每年安置150萬退役軍人。1947年1月20日，英國工黨政府發布白皮書，公開承認了一個事實：
「不列顛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
昔日的「日不落帝國」早已雄風不再，而它的諸多海外殖民地和自治領則聞風而動，其中最觸動英國神經的，自然就是印度。
作為一個人口為英國6倍、領土為英國15倍的海外殖民地，印度早就從英國的諸多海外殖民地中脫穎而出，「一家獨大」。長期以來，英國從印度獲得的絕不僅僅是資源和財富——「像海綿一樣，從恆河邊上吸取財富，又擠出來倒進泰晤士河中」——更是把它當作一台戰爭機器：二戰期間，英國所需的大量戰略物資都是在印度生產的，印度還提供了200萬以上的士兵為英國作戰。
早在1885年就成立的印度國大黨（國民大會黨），開始把「民族主義」作為本黨的宗旨之一。進入20世紀後，在「聖雄」甘地的領導下，印度掀起了更大規模的「謀求獨立」浪潮。雖然甘地選擇的是「非暴力不合作」，但在印度的影響範圍極廣。
更讓英國人神經緊張的是，二戰之後，印度人似乎開始有從「非暴力」轉向「暴力」的傾向：1946年2月，孟買的2萬多名印度皇家海軍官兵起義，隨後浪潮迅速擴散到卡拉奇、加爾各答等地，全印度共有78艘艦隻、20個基地的水兵參加罷工。在孟買，20萬群眾上街示威遊行，與趕來鎮壓的軍警展開巷戰。
到了這一刻，儘管已經下台的「強硬派」丘吉爾一再強調印度對大英帝國的意義，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英國都不可能再維持原先對印度的統治了：孩子不服管了，而你也管不動，更沒能力管了。
但按照英國人原先打的算盤，他們退而求其次的訴求是：把主權交給一個統一的印度，然後讓它成為英聯邦國家。這麼做雖然無奈，但從長遠看，已經是能夠符合英國利益的最佳選擇了。
然而，英國人發現連這個願望也實現不了。因為當時一致對外的印度，內部早已分裂，也在醞釀一個「超級大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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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可能從內部「引爆」印度的大炸彈，就是割裂的宗教信仰。
1945年二戰結束的時候，印度的總人口大約是4億，卻分裂成了兩個主要宗教陣營：3億人的印度教陣營和1億人的伊斯蘭教陣營。
伊斯蘭教進入印度要追溯到公元1526年，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人後裔巴布爾攻入印度，建立了莫卧兒帝國。在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穆斯林壟斷了帝國的政府高級職位，印度教徒雖然人數眾多，但大多處於社會中下層。
與此同時，由於印度教的「種姓制度」等級森嚴，而在印度的穆斯林雖然也發展出了「種姓制度」，但畢竟有「穆斯林皆兄弟」的教義在，這吸引了大批在印度教中完全沒有地位的「賤民」改變了宗教信仰。
17世紀，英國人通過「東印度公司」侵入印度；到了1857年，他們索性直接終結了莫卧兒帝國的統治。由於印度穆斯林憎恨英國人奪走了他們的統治地位，大多採取不合作的態度，而原本就沒什麼包袱的印度教徒更願意學習英國文化和知識，進而湧現出一批受過教育的人進入政府、銀行等重要機構。
英國人當然也樂意拉攏印度教徒。1843年，英國駐印度總督埃倫伯勒勛爵在給威靈頓公爵的信中寫道：「我毫不懷疑，該民族（穆斯林）同我們是根本敵對的，我們的正確政策應該是安撫那些印度教徒。」
不過，英國人也為自己的這一行為付出了代價：隨著越來越多的印度教徒受到西方思想的熏陶，他們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也開始萌芽和成熟，逐漸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感到不滿，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印度教徒開始投身到印度的民族主義獨立運動中。
在這樣的情況下，英國人又調轉槍口，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開始扶植印度穆斯林對抗印度教徒。他們不僅給了印度穆斯林單獨的選舉權，甚至不惜將印度的孟加拉邦一拆為二，弄出一個穆斯林佔大多數的「東孟加拉」來對抗印度教徒占多數的「西孟加拉」。
在這樣的情況下，印度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分裂，印度穆斯林成立了「全印穆斯林聯盟」。一個理念開始在印度穆斯林中蔓延並得到普遍認可，那就是「兩個民族」。
這個理念在1883年由印度穆斯林領袖賽義德·艾哈邁德汗首次提出，這讓印度的穆斯林首次認識到：由於在宗教信仰和社會生活上與印度教徒存在巨大差異，印度的穆斯林已經不是一個教派，而是一個獨立的民族。
而這個理念在之後的印度穆斯林領袖真納口中得到了更通俗的解釋：「印度從來沒有成為過一個真正的民族。……它只是地圖上畫著的國家。我要吃牛肉，印度教徒不讓我殺牛。一個印度教徒每次和我握完手後就要去洗手，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英國人的奴僕。」
在「兩個民族」理念的影響下，印度的穆斯林開始和印度教徒不斷產生摩擦和衝突，最終導致了大騷亂。
1946年8月16日，由於印度穆斯林認為在議會議席數額分配上遭遇不公，穆斯林聯盟宣布這一天為「直接行動日」。從早上7點開始，加爾各答的穆斯林開始無差別追殺城中的印度教徒，婦孺老幼都不能倖免。印度教徒隨後進行了反擊，雙方陷入血腥的殺戮。這場騷亂一共持續了兩天，清理出來的屍體接近4000具，但還有大約2萬具屍體被直接扔進了河裡或大海里。
這場騷亂只是一根導火索，更多或大或小的騷亂開始在印度各地醞釀或爆發，整個印度就像是坐在一個火藥桶上，隨時都可能爆炸。
在這樣的情況下，英國當局決定撤掉原先優柔寡斷的印度總督韋維爾子爵，換上一個他們能信任的、可以維持大局的人。
這位「背鍋俠」，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蒙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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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巴頓是1947年3月22日抵達印度的，兩天後宣布就職印度總督。
這位曾在印度舉行婚禮的英王表弟，面臨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盡最後一次努力，嘗試說和印度的兩大宗教勢力，避免印度的分裂。
為此，蒙巴頓找到了印度國大黨的領袖甘地。
甘地的態度是堅決不同意分裂印度，他甚至不惜用上誇張的修辭：「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決不同意分治印度。……您可以把整個印度送給穆斯林，但千萬不能分裂印度。」
但甘地的話可能只能停留在口頭上，或者說，他一人無法代表印度教徒，也無法代表國大黨。國大黨的另一重要人物尼赫魯以及大部分國大黨的成員雖然也不同意分裂印度，但決不同意把政權交給穆斯林——甚至不允許穆斯林在議會中佔到多數。
蒙巴頓當然也找了穆斯林聯盟的領袖真納。
真納的態度非常堅決：連形式上的「印度聯邦」也無法接受，只要一個獨立的國家——巴基斯坦（Pakistan）。他表示如果不能要一個大的巴基斯坦，要一個「蟲蛀的巴基斯坦」也可以。真納毫不猶豫地甩出了最後通牒：如果不能滿足巴基斯坦獨立建國的要求，那麼印度的全體穆斯林將訴諸武力。
面對強硬的穆斯林聯盟，印度國大黨也改變了最初的主意：好吧，那就分家吧！
「印巴分治」已經無法避免，但蒙巴頓還有煩心的事沒有解決：印度還有565個大大小小的土邦，一旦印巴分家，這些從法理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