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戊戌六君子」，我們應該挺熟悉了。但在這六位慷慨赴難的志士背後，可能還有些我們未必熟悉的故事。
1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從大清早開始，就陸陸續續聚集了不少百姓。
到了近午時分，整個菜市口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但凡老北京人都知道，每次出現這樣的情況，肯定是因為有人要人頭落地了。
沒多久，六個被五花大綁的人，坐著囚車，被押到了菜市口。
人群中發出了各種聲音：嘲笑聲，鬨笑聲，喝罵聲，感嘆聲……
監斬官是慈禧太后眼前的紅人剛毅。按規矩，需要驗明六名死刑犯的正身。
六個人依次是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
人群中有議論的：「老佛爺要殺他們的頭，因為他們是康黨餘孽吧？」
這句話，也對，也不對。
朝廷要殺這六人的頭，給他們定的性，確實是「康黨」。但這六個被後世稱為「戊戌六君子」的人，卻並非都是「康黨」。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甚至並非一路人。
2
先來說說在清廷的官方文件中排在第一位的康廣仁。
他被列為「康黨」之首，說不冤也不冤，說冤也冤。
說他不冤，因為他是康有為的胞弟。
康廣仁，1867年生人。1898年春，31歲的康廣仁與梁啟超一起入京，協助康有為做一些文書整理工作。作為康有為的胞弟，康廣仁自然是站在康有為這一邊的，支持變法維新。不過，康廣仁除了旗幟鮮明地反對「八股文」外，他的政治主張比康有為要溫和許多，甚至在不少地方並不同意康有為的做法。
康廣仁曾這樣評價自己的哥哥康有為：「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應該說，康廣仁用五個「太」來形容康有為，且冷靜分析出一個「上又無權」的大背景，眼光還是比較精準的。康廣仁其實已經看清了維新派在頑固勢力面前的孱弱，所以一直在勸康有為先離開京城，廣開學館，培養維新人才，再等待下一波變法維新的時機。但康有為一直不聽。
維新失敗，慈禧下了逮捕令，康廣仁一度認為自己是不用逃跑的——我又沒幹什麼，無非就是協助起草文書之類，「打個醬油」而已。但他畢竟是康有為的弟弟。在康有為已經率先逃跑的情況下，他是必須被用來「墊刀頭」的。
按後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記述，康廣仁被捕後，一直堅貞不屈。不過，據當時看守他們的獄卒劉一鳴回憶，康廣仁被關在獄中時以頭撞壁，痛哭失聲：「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
當然，這段回憶是汪精衛說劉一鳴轉述給他的，真實性待考。但即便為真，也並非康廣仁的人生污點，只是人之常情，有所感嘆而已。
不過，從康廣仁代兄受剮這個角度看，他確實有點冤。
3
然後來說說排在第二位的楊深秀。
楊深秀名列「康黨」第二，其實也有點奇怪：他並非像康廣仁那樣和康有為有親戚關係，也不像其他四人那樣，是光緒帝親手提拔的「軍機四章京」。
他只是一個御史而已。
他被列入「砍頭」名單，一方面是因為他確實力主維新，但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一個最不應該得罪的人。
楊深秀，1849年生人，是「戊戌六君子」中年齡最大的一個。楊深秀是進士出身，在1897年擔任了山東道監察御史，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山東省檢察院檢察長和紀委書記。
1898年春，楊深秀認識了康有為，由於他本身一直主張要「變法維新」，所以很快與康有為互引為同道。
光緒帝雖然久思變法，但正式下令變法所依據的摺子，就是楊深秀呈上的（「若審觀時變，必當變法」）。在「百日維新」中，楊深秀一共上折17道，全力維護變法維新，甚至不惜彈劾阻撓變法的人——必須承認的是，他的不少摺子背後的策劃人乃至起草人，其實是康有為。
但楊深秀並非康有為的「無腦傳聲筒」，只是因為康有為的主張和他的主張一致，他確實是發自內心贊成變法維新的。
然而，儘管楊深秀在「六君子」中年齡最大，卻頗為激進，他的一些言談舉止，已為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
當時另有一名御史叫文悌，初與康有為互相欣賞，後因觀點不合交惡，上奏摺攻擊康有為，其中提到楊深秀受康有為「蠱惑」，「竟告奴才以萬不敢出口之言」。
究竟是什麼「萬不敢出口之言」？據載，有一日在宮中值班，楊深秀對文悌說：「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業其人，我則為駱丞矣！」
「駱丞」就是駱賓王，當年駱賓王幫造反的徐敬業寫了一篇著名的戰鬥檄文，聲討登基稱帝的武則天——在當時的朝廷上，誰是「武則天」，大家心知肚明。
不僅如此，待到維新運動陷入危局，慈禧準備「秋後算賬」之時，楊深秀非但不願像其他人那樣作鳥獸散，反而還要上書請慈禧「撤簾歸政」（《清史稿》引康梁敘述），甚至四處聯繫願意「勤王效忠」的軍隊，深度參與了「圍園殺後」計畫。
事情到了這一步，楊深秀就算有一百個腦袋，也保不住了。
被關在獄中的時候，楊深秀倒確實錚錚鐵骨，他曾在牆上題詩一首，最後一句是：「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在獄中題詞留詩的，只有他和譚嗣同。
4
接下來要說的這個人，是「六君子」中年齡最小的，叫林旭。
1875年生的林旭少年得志，按當時的評判標準來看，應該是前途無量的。
林旭是福建人，自幼就以「神童」聞名，聰慧好學，博聞強識，一直被眾人看好。到了婚娶的年紀，在長輩的主持下，林旭迎娶了沈鵲應。沈鵲應的祖父是晚清名臣沈葆楨，官至兩江總督，死後被追封為「太子太保」。
作為沈葆楨的孫女婿，林旭在隨岳父沈瑜慶遊學武昌的時候，結識了湖南巡撫陳寶箴，可謂擁有了一個在當時堪稱顯赫的家族群和朋友圈。
林旭18歲那年參加鄉試高中榜首，入京會試，卻兩年不中。遭遇1895年的「公車上書」事件後，林旭投身維新運動。
至少在1897年的時候，林旭對康有為還有點「刻意保持距離」，因為論家世人脈，林旭並不缺，論維新思想，陳寶箴等人的洞察其實要比康有為更為老到和深遠。但到了1898年的時候，林旭欣然拜康有為為師，成了他的學生。
這倒並非因為那一年康有為已深得光緒帝賞識，林旭有「投機」之想法，而是因為林旭發自內心支持變法維新。
林旭當時還有一大優勢：他後來成了當朝權臣榮祿的幕僚，受榮祿舉薦才擔任「軍機章京」。
「軍機章京」又被稱為「小軍機」，可以說是軍機大臣的跟班，官銜雖不高，位置卻極為重要。在慈禧控權的背景下，這套幕僚班子堪稱光緒最為倚靠的，做得好的話，前途無量。
榮祿把林旭放入「軍機章京」的班子，自然也有「安插」眼線的考慮。而光緒願意接納林旭，一是因為他需要照顧慈禧的情緒，在自己班子里平衡一下滿漢關係（榮祿是慈禧的親信，也是滿人），二是因為林旭確實有才華。
林旭的一大問題，就是雖年少有才，但有些急於求成了。
由於頗有才華，林旭常常自己拿主意，對軍機章京里的一些老前輩頗不尊敬，有一次甚至指揮自己的前輩繼昌擬稿，結果繼昌不堪受辱，大鬧軍機處，最終還是榮祿出面，兩邊說和。為此，榮祿還專門寫信勸林旭要「虛懷下問」。
雖然林旭對於變法很有激情，但由於鋒芒太露，他在軍機處以及一批老臣面前落下個「年少輕狂」的評價，這種評價對他而言其實是很危險的。
變法事敗之際，林旭對於是否應該逃跑，還是有猶豫的：自己只是參與變法圖強，並無造反之意。他在與同鄉鄭孝胥商議對策時，自覺未必算是「康黨」。
最終結果還是沒有懸念：林旭和其他三名「軍機章京」一起被捕入獄。
按那位獄卒劉一鳴的回憶：在被抓進來的六個人中，林旭年紀最輕，相貌最俊，在獄中依舊時時面帶微笑。
他倒不是對自己的家世或人脈有什麼信心，而是已經準備平靜接受自己的結局。
而榮祿，自始至終沒有為自己的幕僚林旭求過情。
5
接下來要把兩個人放在一起說：楊銳和劉光第。
之所以要把這兩個人放在一起，是因為他們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受人舉薦進入軍機處的，而他們在當時很多人看來都頗為冤枉：一是他們進入軍機處時間很短；二是作為「康黨」的他們，其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