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有一句感嘆：「那時候的這批中國科學家……」說的是他們的艱辛、他們的不易，而如果要在其中找一個代表，我們總能想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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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25日，安徽省懷寧縣的「鐵硯山房」誕生了一個男嬰。
鐵硯山房是懷寧縣鄧家的祖宅，佔地接近2000平方米。之所以有這麼大一份基業，是因為懷寧鄧家在清朝乾隆年間出了一位大書法家和大篆刻家——被稱為「四體書皆國朝第一」的鄧石如。
鄧家傳到第五代，有子鄧以蟄，早年東渡日本求學，後又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攻哲學和美學，歸國後在北大、清華、廈大等多所高校任教，是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之一。
鄧以蟄與妻子王淑蠲先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取名叫鄧仲先，一個取名叫鄧茂先，然後就在1924年的6月25日，迎來了他們的第三個孩子。
鄧以蟄給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取名為鄧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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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稼先出生8個月後，全家就來到了北京。
出身書香門第，鄧稼先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3歲時，鄧稼先就已經認識很多字，並能背誦不少古文名篇。5歲時，鄧稼先入讀北平武定侯小學，隨後又考入了崇德中學。
在小學的時候，鄧稼先被父親要求在學習之餘，還要自學「四書五經」，所以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基礎。而到了中學，鄧稼先又被家人鼓勵一定要學好英語和數理化，因為必須要了解和掌握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
那時候的鄧稼先，不僅自己熱愛學習，還由於家族和父親的關係，經常見到到家裡來串門的學問大家。
比如常到鄧家來拜訪的人中有一位姓許的教授，年少的鄧稼先只知道他在「五四運動」中是一個學生領袖，後來還知道他曾是國外一個很有名的女科學家的學生，鄧稼先花了些心思才會寫他的名字——許德珩。
又比如父親的好朋友楊武之教授，鄧稼先只知道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數學家。因為鄧稼先和楊教授的兒子年齡相仿，兩人很快成了好朋友。楊家的兒子也在崇德中學讀書，比鄧稼先高兩級，名字叫楊振寧。
如果不出什麼意外的話，鄧稼先的人生軌跡就會一直這樣平穩地走下去，有很大的概率子承父業，成為一名高校教授。
但是，在鄧稼先13歲那年，一件足以影響他一生價值觀和奮鬥目標的事情發生了：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
全面侵華的日軍，很快就攻入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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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初中生的鄧稼先，第一次體會到了什麼叫「國難家仇」。
當時的北大和清華都撤往了後方，但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因為恰好身患肺病，咳血不止，所以全家都留在了北平。
鄧稼先每次在街上看到耀武揚威的日本兵，心裡都不是滋味。
有一次，父親的一位老友到家中拜訪，鄧稼先看到一向儒雅的父親怒髮衝冠，叫那位老友滾出去。那是鄧稼先第一次看到父親發那麼大的火，之後他才知道，原來那位老友代表的是偽政府，來請父親出山為偽政府教書。
但不久後，父親鄧以蟄卻要為兒子擔心了。
已經讀高一的鄧稼先，有一次在操場上當眾將一面日本國旗扯碎，踩在了腳底下。
中學當時的校長悄悄找到了鄧以蟄，出於好心勸他：「以你兒子這個脾氣，早晚會有漢奸告到日本人那裡，肯定要出事。不如讓他早點出去避一下。」鄧以蟄聞言後覺得有理，決定讓鄧稼先先隨姐姐到大後方昆明去讀書。
1940年5月，還沒讀完高二的鄧稼先隨姐姐經上海、香港和越南，抵達了昆明。臨行前，父親的一句話讓鄧稼先印象深刻：「你以後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像我這樣，不要學文！學科學對祖國有用！」
帶著父親的囑託，鄧稼先來到昆明後，先是完成了高中學業，然後考進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師從王竹溪（中國熱力學統計物理研究開拓者）、鄭華熾（著名光譜學家）等著名物理學家。
當鄧稼先拿到畢業證書的時候，抗日戰爭已經取得了勝利。他先去一所中學做了數學老師，由於教學口碑非常好，經人推薦，被聘為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助教。
此時的鄧稼先才22歲，年紀輕輕就已經當上了北大的助教，可謂前程似錦。但他卻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去美國留學——因為更先進的科學在那裡，要去那裡學。
曾有身邊人勸他：「天就要亮了，你先別走。」
鄧稼先的回答是：「將來國家建設需要人才，我學成後一定回來！」
1947年，鄧稼先順利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並在第二年選擇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留學——這所大學是先他一步赴美留學的好友楊振寧幫他選的，因為這裡學費相對便宜，但學術能力很強。
在美國，鄧稼先省吃儉用，把所有的精力都撲在了學業上，只用了23個月，就以本科學歷通過了博士學位的論文答辯。此時的鄧稼先才26歲，所以被稱為「娃娃博士」。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大洋彼岸傳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和當時諸多在美國留學的學子一樣，鄧稼先立刻就開始準備回國事宜。
平心而論，剛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的鄧稼先，選擇回國並不會遭受錢學森那樣的巨大阻力，但導師和同學對他的挽留肯定還是有的。而以鄧稼先的學歷和聰慧，在美國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也絕非難事。
但是鄧稼先還是決定放棄一切，在1950年8月28日搭乘「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回國——就像當初他承諾的那樣。
回國後，曾有朋友開玩笑問鄧稼先帶回來了什麼禮物。鄧稼先笑著回答：「帶了幾雙尼龍襪子給我爸爸，因為這個東西國內還生產不出來。」然後他又接了下半句：「還有，就是我一腦子的核物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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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之後，鄧稼先不僅收穫了事業，也收穫了愛情。
1952年，28歲的鄧稼先晉陞為中科院的副研究員。一年之後，他和自己戀愛多年的女友許鹿希結婚——許鹿希，就是當年那位「許教授」許德珩的長女。鄧許兩家本就是世交，鄧稼先和許鹿希也是青梅竹馬、門當戶對，最關鍵的是受教育程度相仿、脾氣相投，所以這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姻緣。
那可能是鄧稼先一生中最開心的一段日子。下班後，鄧稼先經常和許鹿希一起去戲院聽京戲，或一起去看芭蕾舞演出。每到周末，小夫妻倆會去頤和園觀湖，去萬壽山徒步。鄧稼先是個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有各種各樣的「小花樣」逗許鹿希開心：會在菊園閉園後央求看門人放他們進去參觀一下，也會帶著許鹿希在戲院外等便宜的退票進去看戲。鄧稼先還抖得一手好空竹，經常在公園露一手，引來一群孩子圍觀，許鹿希就在一旁安靜微笑地看著。
有一次，鄧稼先和許鹿希手牽手在散步賞月，鄧稼先忽然對許鹿希說了一句：「如果我們倆能永遠這樣，該多好？」許鹿希後來回憶，當時有一種非常甜蜜的幸福感湧上心頭。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就如同拍電影一樣，一般主角說出這種台詞後，劇情就會發生轉折。
1958年，轉折就這樣發生了。
當時主管原子能工業的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了34歲的鄧稼先，和他說了一句話：「國家準備要搞一個大炮仗。」
那天晚上，鄧稼先回到家裡，許鹿希覺得他和往常有點不太一樣。
鄧稼先對許鹿希說：「我的工作要有調動。」
許鹿希問：「調到哪去？」
鄧稼先回答：「這不能說。」
許鹿希又問：「那做什麼工作？」
鄧稼先回答：「這也不能說。」
許鹿希說：「那你給我一個信箱號碼，我和你通信。」
鄧稼先回答：「這也不行。」
許鹿希的淚水一下子就涌了上來：「你是要去做什麼呀？做什麼事情要下那麼大的決心？」
鄧稼先回答：「家裡的事我都管不了了，從此就託付給你了！」
那天晚上，夫妻兩人躺在床上，徹夜無眠。
許鹿希隱隱約約覺得，丈夫被委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但她當時又怎會想到，那個任務有多重要，又有多隱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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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稼先的新職位，是新籌建的中國核武器研究所理論部主任。
成立這個研究所的最核心任務，在內部大家都心知肚明——儘快造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而新中國面對原子彈研究一片茫然，先建立起原子彈研究的理論體系，是重中之重。
最初，中國依靠的是蘇聯。但是，蘇聯專家在核武器方面提供的幫助其實非常有限。鄧稼先只能從高校選拔組織一批大學生成立理論研究小組，自己學習外國相關書籍，邊學邊譯邊討論。當他們整理出一堆問題去提問的時候，卻發現蘇聯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