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一詞，原指「嬰兒」，後引申為「純潔善良的百姓」，故古代封建王朝有「海內赤子」之說。但後來又引申出一個新的說法，叫「海外赤子」，而這個稱號，專指「海外僑胞」。他們想藉此表達，自己根在華夏，是中華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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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10月21日，陳嘉庚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集美社（現廈門市集美區）。
中國近代史上有幾次著名的人口遷徙，其中有「走西口」「闖關東」，還有一個就是「下南洋」。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從明至清，有不少老百姓迫於生計或有經商需求，成規模地前往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等地在內的「南洋」一帶。在「下南洋」的人中，廣東和福建沿海的老百姓佔到了絕大多數。
陳嘉庚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下南洋」的商人家庭里。
陳家從曾祖一代就開始「下南洋」，陳嘉庚的父親陳杞佰早年也去南洋闖蕩，在新加坡經營大米生意。不過陳嘉庚直到17歲那年，才去新加坡投奔了父親，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國內的私塾里讀書。
1893年，19歲的陳嘉庚從新加坡回國成親，卻發現自己的族弟成了一個紈絝子弟，終日賭錢作樂，瘋瘋癲癲。陳嘉庚氣憤地將弟弟綁在一棵樹上鞭打了一頓，然後做出了一個在當時鄉里看起來驚世駭俗的舉動——說服母親和新婚妻子拿出了2000銀圓。在那個時候，2000銀圓不是一筆小數目，是陳嘉庚父親給他成家的錢，以及平時家裡省下的家用。
但陳嘉庚決定把這筆錢拿出來做一件事：辦一所名為「惕齋學塾」的私塾。陳嘉庚認為，人一定要接受好的教育，才能夠好好為人處事。
現在回過來看，陳嘉庚一生的基調，可能在他19歲那年就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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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30歲的陳嘉庚遭遇了人生第一場大變故。
由於經營不善，陳嘉庚的父親陳杞佰在新加坡經營的生意宣告失敗，不久後抑鬱而終。陳嘉庚不僅遭受喪父之痛，還面臨一個巨大的危機——父親欠下一大筆債務。
按照當時新加坡的法律，只要公司宣布破產即可，並沒有「父債子償」這一種說法。但陳嘉庚卻選擇把父親的生意做下去，並且承諾：「只要我陳嘉庚在人世一日，所有欠債一定會償還！」
其時，父親留給陳嘉庚的，就只有一家虧損的米店了。而陳嘉庚就是從這一家米店開始，全身心地投入經營中。在短時間內把米店扭虧為盈後，他又看中了罐頭生意，盤下了一家罐頭廠，開始做菠蘿罐頭的買賣。
陳嘉庚很有生意頭腦，且肯吃苦，心思細密，事必躬親，所以大米和菠蘿這兩個生意很快被他做得風生水起。在父親逝世四年之後，陳嘉庚已經開了四家菠蘿罐頭廠，連同原來的大米生意，已經完全站穩了腳跟，並還清了父親的所有債務。
對陳嘉庚而言，「還債」是他對自己「守信」的一種自我要求，而這種行為在客觀上卻讓整個南洋商界見識了他的誠信和品德，以至大家都非常願意和陳嘉庚做生意。
陳嘉庚也並沒有滿足於米店和菠蘿罐頭廠的生意，眼光敏銳的他很快發現東南亞的橡膠業具有巨大的市場和前景。從最初的加工橡膠開始，陳嘉庚逐步從下游做到上游，賣膠鞋，製造輪胎和其他日用品，買下橡膠製品廠，買下橡膠種植園……
1925年，51歲的陳嘉庚已經擁有了這樣的家業：名下的橡膠種植園面積達到了1.5萬英畝（約60平方千米），擁有菠蘿廠、米廠、冰糖廠、橡膠廠、木材廠、餅乾廠、皮革廠、肥皂廠等30多家工廠，有150多家商店，僱用員工超過3萬人，資產超過1200萬元。陳嘉庚成為公認的「南洋首富」。
已到「知天命」年紀的陳嘉庚，就此平穩地走完人生下半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錦衣玉食，子孫繞膝，安享晚年。
但是，如果那樣的話，如今記在史冊上的陳嘉庚——如果還有可能被記錄下來的話——最多只是一個「南洋巨富」而已。
陳嘉庚當然不是這樣的陳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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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歲傾囊2000銀圓興辦私塾開始，陳嘉庚就認準了一個方向：辦教育。
陳嘉庚的觀點是：「民智不開，民心不齊，啟迪民智，有助於革命，有助於救國，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萬代的事業，是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麼時候都需要。」
1913年，陳嘉庚在南洋的事業剛剛有了一點起色，他就回到了自己的故鄉集美社，開始興辦集美小學。
而陳嘉庚的雄心絕不是僅僅興辦一所小學那麼簡單。
自1913年興辦第一所小學開始，陳嘉庚在此之後不斷投入資金，相繼創辦了女子小學、師範學校、中學、幼稚園、水產航海學校、商業學校、農林學校、國學專門學校、幼稚師範學校等，統稱集美學校並逐步發展，在校內建起電燈廠、醫院、科學館、圖書館、大型體育場。
1923年，孫中山批准「承認集美為中國永久和平學村」，著名的「集美學村」之名，由此而來。
1921年，陳嘉庚準備創辦廈門大學。當時因為經費短缺，連蔡元培也勸陳嘉庚「暫緩」。但陳嘉庚心意已決，帶頭個人認捐開辦費100萬元，並承諾出資維持費用300萬元（分12年付款），總共出資400萬元，創辦了廈門大學——這恰好是當時陳嘉庚的資產總和。廈門大學當時設有文、理、法、商、教育5個學院17個系，是華僑創辦的唯一大學，也是全國唯一由個人獨資創辦的大學。
在學校的成立大會上，陳嘉庚做出保證：「不管遇上多大苦難，我都會盡全力將教育事業辦好！」
這不是一句空洞的承諾。
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襲來，陳嘉庚的企業也受到很大衝擊。到了1930年，陳嘉庚旗下的企業整體經營狀況惡化。但即便如此，陳嘉庚依舊每月按時足額給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匯去經費。
當時有身邊人勸陳嘉庚先以挺過企業難關為重，減少對學校的經費支持，陳嘉庚斷然拒絕：「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過日，何必為我擔心！」
從1926年到1934年，陳嘉庚的實業虧損超過1000萬元。但在這8年里，他依舊想方設法給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匯去了378萬元經費，這都是他以廠房、地產、貨物為抵押向銀行貸款來的錢。
當時陳嘉庚說了一句話：「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
陳嘉庚以一己之力，維持廈門大學的運營長達16年，直到1937年，為了全力支持集美學校，陳嘉庚將廈門大學無償獻給了政府，廈門大學由私立變為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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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嘉庚心目中，比教育更重要的，是國家。身處那個年代，富甲一方的陳嘉庚，是不可能迴避參與政治的。
早在1910年，陳嘉庚就加入同盟會，被推舉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協理及道南學堂總理。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福建光復，陳嘉庚被推舉為福建保安捐款委員會會長，籌款20多萬元支援福建財政。
當時陳嘉庚還另外籌款5萬元，專門用來接濟孫中山。
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為了慶祝蔣介石的五十大壽，請陳嘉庚發動華僑捐款購買飛機祝壽。當時政府的期待，是華僑能捐款10萬元，買1架飛機。但在陳嘉庚的策動下，當時的馬來西亞華僑居然籌款130多萬元，買了10架飛機。
當然，陳嘉庚雖然以「祝壽」為名，但目的是想加強中國的空軍力量——當時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已經一觸即發。
果然，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身在海外的陳嘉庚，迅速開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組織海外華僑募捐。僅1938年和1939年，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的募捐額就達到了1.5億元，加上1937年和1940年兩年的捐款，總數近3億元。
1940年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的報告顯示：1939年中國全年軍費為18億元，而同年華僑匯回祖國的款項就達到11億元，其中捐款約佔10%，而在這10%的捐款中，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捐款占華僑捐款總數的70%。
陳嘉庚四處演講，號召南洋華僑支持抗日。抗戰期間，華僑共捐獻飛機217架、汽車500輛、救護車上千輛、坦克27輛、大米1萬包、寒衣30萬件、奎寧丸5000萬粒，還贈送了軍需醫療器械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為保證運輸抗日戰略物資的滇緬公路暢通，陳嘉庚動員了3000多名具有熟練駕駛技術的華僑回國效力，他們中很多人都是富家子弟，許多人最終犧牲，抗戰勝利後只剩下1000多人。
不僅如此，作為南洋華僑的領袖，陳嘉庚還因為一個提案而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