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碼的較量 1971年,「乒乓外交」背後的六個人

說起「乒乓外交」,這已經是一段大家比較熟悉的歷史了,但這樁改變中美關係乃至世界格局的大事件,如果還原到一個個具體的參與者身上,還是挺有意思的。

1

1971年1月下旬的時候,住在北京飯店的後藤鉀二有點急了。

後藤鉀二是日本乒乓球協會的會長,本來也是亞洲乒乓球聯合會的會長,但因為支持中國申請亞乒聯、取消台灣會員資格未果,剛剛憤然辭職。此時的他,已經在北京待了好幾天了,但一直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覆。

後藤鉀二是作為「特使」專程趕到北京的,目的只有一個:邀請中國派出代表團,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當時,中國已經進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五個年頭,受此影響,作為世界乒壇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已經缺席了兩屆世界錦標賽。而第31屆世乒賽就在日本舉辦,所以組委會非常希望能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參加。

後藤鉀二來中國,其實也是頂著不小壓力的。

其時,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右翼當道的日本執政內閣對中國的態度相對敵視。後藤鉀二的中國之行,受到了日本右翼勢力的阻撓,甚至還有威脅和恐嚇。但後藤鉀二還是克服了種種阻力,帶著當時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代表村岡平和日本乒協理事森武等人來到了中國。

到了北京後,後藤鉀二提出了自己的請求,並給出了一份草案,希望雙方能出一個「會談紀要」。但中方在詳細研究後給予他的回覆卻讓他有點懵了。

中方提出,出「會談紀要」可以,但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將「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放在紀要的第一條;第二,必須再加一句,「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這就讓後藤鉀二進退兩難了。

所謂「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是1958年7月周恩來在會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提出的,三點內容其實也很簡單:

(1)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

(2)不參加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

(3)不阻撓中日兩國正常關係的恢複。

為了體現出自己的誠意,後藤鉀二到中國後主動提出,可以把遵守「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放在「會談紀要」的第二條。但是,中國方面提出要放到第一條,並且要加上那句話,他感到無能為力:我只是一個日本民間搞乒乓球的代表,我有什麼權力決定這些東西呢?

後藤鉀二堅持不肯這樣寫,而中方人員堅持必須寫,談判就此陷入僵局。

眼看時間就將進入2月,而第31屆世乒賽即將在3月底舉行,後藤鉀二自己也感到希望渺茫,準備收拾行李回國。

然而,就在1月30日,後藤鉀二得到了中方通知:第一,不再堅持當初要求添加的條款;第二,中國將派出代表團參加第31屆世乒賽,並堅決支持後藤先生辦好這屆世乒賽。

喜從天降。

後藤鉀二後來才知道,中方態度的突然轉變,主要是因為一個人。

2

1971年1月29日午夜,周恩來緊急召開了一次協調會。

參會的,有外交部的,有國家體委的,也有對外友好協會的,周恩來直接開門見山:凡事要看實質,不要搞形式上的爭論。

周恩來明確指出,既然後藤鉀二已經同意把「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放入紀要,為何還一定要他寫上「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呢?最後,周恩來似乎發了點小火:他又不是日本外相,你們對這樣的朋友要求太過分了。

周恩來的眼光,確實要比很多人長遠一些。

當時間進入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整個國際局勢其實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蘇聯已經完全對中國撕破了臉皮,在「珍寶島衝突」之後,昔日的「老大哥」在中蘇邊境上陳兵百萬,不斷進行武力乃至核武器的恐嚇。

美國深陷「越戰」泥潭,鋒芒已經大不如前。從之前種種不同場合的蛛絲馬跡來判斷,美國其實在不斷釋放或明或暗的信號:我們願意同中國接觸。

而中國此時也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之中,幾乎關閉了一切對外交流的渠道。面對明顯將發生變化的國際局勢,中國其實也到了需要尋求突破的時候。

但是,就在周恩來做出同意中國代表團出征的決定之後,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又給中國出了一個難題:1971年3月上旬,柬埔寨首相兼國防大臣朗諾將軍和副首相施里瑪達殿下趁柬埔寨最高領導人西哈努克親王訪問蘇聯之際,發動了軍事政變。

當時西哈努克親王正在北京逗留,中國政府立刻表態支持西哈努克政權。不過,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隨即提出,希望中國和朝鮮能夠更有力地表達支持——比如放棄參加第31屆世乒賽,因為有朗諾集團的運動員參加。

周恩來決定先聽取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的意見。

在那場連夜召開的討論會上,乒乓球代表團也有兩種意見:一方認為政治最大,不能去;而另一方認為,既然答應了日本,就要守信,且參賽對中國的乒乓球運動、對整個國家也有利。還有人提出:要去,但不比賽,去現場開展鬥爭。

周恩來當時在人民大會堂一直等到凌晨3點,直到聽到乒乓球代表團的意見總結彙報後,他拍了板:遵守諾言,參加比賽!

同時,他也做出了指示:如果碰到朗諾集團或南越集團的選手,我們就棄權。

當然,心思縝密的周恩來,隨即自己親自動筆,熬了個通宵,寫了一份邏輯清晰的情況報告,請示了毛澤東。

毛澤東看完後,在報告上寫下了批示:「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註:當時日本右翼宣稱將要暗殺中國代表團)。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國乒乓球隊,就此出征名古屋。

3

1971年3月21日晚,東京羽田機場,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秘書長宋中震驚了。

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剛下飛機,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熱烈歡迎,光是趕到機場的日本各界代表,人數就超過了2000人。很多日本人手執中日兩國國旗、歡迎標語和鮮花,將機場大廳擠得水泄不通。

宋中後來才知道,因為中國代表團的參賽,名古屋世乒賽的規格一下子就升級了,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乒乓球在世界處於一流水平,更是因為這是「文革」以來,中國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大規模的代表團。

第31屆世乒賽如期開幕,久違世界舞台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如猛虎下山,給整個世界乒壇重新注入一股「中國旋風」,一舉拿下了男團、女單、女雙、混雙的冠軍。在男單比賽中,連續三屆世錦賽冠軍庄則棟在第二輪遭遇了朗諾集團的選手柯武,按照賽前制定的策略,庄則棟選擇棄權,對手不戰而勝。雖然庄則棟當時已經過了巔峰時期,但依舊是中國男隊的一號主力,他的棄權對最後中國男隊丟掉男單金牌應該還是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但是,與賽場內的拼殺相比,宋中對一些場外細節更加留意。

在世乒賽舉行期間,國際乒聯曾專門舉行過會議。在這場會議上,宋中公開指責當時的南越提出讓台灣加入國際乒聯是「美帝國主義的陰謀」,並表示朗諾集團是「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但宋中發現,一起參會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團長斯廷霍文並不在意,反而在會後主動找宋中寒暄。

讓宋中意外的是,斯廷霍文的寒暄內容不僅僅有「中國運動員乒乓球打得很好」這類客套之辭,還有一句頗有所指的「玩笑話」:「聽說你們邀請了五個國家的球隊到你們國家去訪問,不知什麼時候會邀請我們?」

在這屆世乒賽上,中國代表團確實向英國、澳大利亞、哥倫比亞、加拿大和奈及利亞五個國家的代表團發出了訪問邀請,但美國當時和中國依舊處於「敵對」狀態,所以斯廷霍文這句話怎麼聽都應該是句玩笑話。

不過,宋中卻因為這句話,立刻想起了在世乒賽舉行前不久,美國乒乓球協會駐國際乒聯代表拉福德·哈里森對他說的話:「美國的年輕隊員們真的想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已經取消了美國公民去中國旅遊的禁令。如果你們給我們簽證,我們可以在任何時間去中國訪問。」

當天晚上,中國代表團就成立了以團長趙正洪、秘書長宋中組成的七人臨時黨委,專門討論斯廷霍文的這句話到底有沒有「弦外之音」,討論的結果是,立刻向國內報告。

而就在向國內報告和聽取指示的過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

4

1971年4月4日下午,在中國代表團的班車上,庄則棟一下子蒙了。

當時,中國隊的球員都已經上了班車,司機正準備開動,忽然車門一開,上來了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運動員。那個運動員一上車,發現整車都是黑頭髮、黃皮膚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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