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沉沒了124年的北洋艦隊「定遠」號的沉船遺址終於確定。提到「定遠」號，必讓人想起甲午海戰，總能勾起國人一段屈辱的回憶。但是，這艘曾經的「不沉」鐵甲艦，也見證過一段晚清對日本的最後強硬。
1
1886年8月1日，日本的長崎港。
港口的碼頭上，聚集了不少日本民眾，熙熙攘攘，指指點點。
一種難以形容的情緒，正在醞釀。
因為在他們眼前出現了四艘巨大無比的戰艦——並不是日本海軍的軍艦，而是到訪的大清帝國北洋艦隊的四艘戰艦：
排水量為7340噸的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
排水量為7340噸的鐵甲艦「鎮遠」號；
排水量為2440噸的防護巡洋艦「濟遠」號；
排水量為1280噸的炮艦「威遠」號。
日本民眾從沒看到過像「定遠」號和「鎮遠」號那樣巨大的鐵甲艦，因為當時日本海軍最強大的三艘主力艦，都只是3000噸級的。
所以，在那些難以名狀的情緒中，有驚奇，有嘆服，有擔憂，有恐懼，有嫉妒，甚至還有憤怒。
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迅速崛起，國力大大增強，儼然已成為東亞唯一能與傳統「一哥」中國爭鋒的強國。雖然在1884年試圖挑戰中國權威的「甲申政變」受挫（參看本書收錄的《三個東亞國家，三天，一場政變》一文），但到了1885年，福澤諭吉在他那篇著名短文《脫亞論》中已經明確指出，要和中國乃至亞洲劃清界限——日本應該放棄曾經尊崇的中國思想和儒家精神，大力吸收學習西方文明。
當時間進入19世紀80年代的時候，日本從上到下，其實早已把中國視為自己崛起道路上的頭號假想敵。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忽然派了四艘軍艦到訪日本，不能不引起日本民間的情緒反彈。
坊間甚至開始有傳言：中國這次派軍艦來，就是準備開戰的，目的是要討回之前被日本吞併的附屬國琉球。
那麼，這真的是北洋艦隊到訪日本的目的嗎？
並不是。
2
北洋艦隊的四艘軍艦訪日，有原因，也有苦衷。
原因，確實是出於國際形勢的需要。
這件事的起因，要追溯到1885年英國出兵佔據朝鮮南部海域的巨文島，與俄國爭霸東北亞。當時這起引起國際關注的「巨文島事件」，將英國、俄國、朝鮮、日本和中國五國統統攪入了旋渦——英俄要爭霸亞洲，朝鮮欲借俄抗英順帶敲打中日兩國，而中國和日本不允許別國染指朝鮮。
1886年7月，李鴻章得在朝鮮的袁世凱密報：俄國有意佔下朝鮮的永興灣。在這樣的背景下，李鴻章決定把手裡的那張「王牌」打出去震懾一下俄國。
而這張「王牌」，就是羽翼漸成的北洋艦隊。
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隨即就接到了李鴻章的命令：立刻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等6艘軍艦前往朝鮮東海岸海面操演，隨後前往海參崴接當時參加中俄關於吉林東界勘定談判的清政府官員吳大澂。
用強大海軍震懾俄國的意圖，還是非常明顯的。
但北洋艦隊之所以要在任務結束後停靠在日本長崎港，也是有苦衷的。
像「定遠」「鎮遠」這樣的一級鐵甲艦，在進行遠程巡航後，是需要進入船塢塗油和整修的。但當時清朝的大沽口、上海、福州等地船塢，只能接納吃水在15尺以下的軍艦，「定遠」和「鎮遠」因為噸位龐大，吃水在20尺左右，無法停入船塢。
一般來說，各國要造大型鐵甲艦，必要先造可以修整的船塢。中國沒有經驗，等領悟過來，船塢還沒造好，船倒造好了。（可以匹配的船塢在1888年才在旅順造好。）
在這樣的背景下，北洋艦隊只能去符合條件的日本長崎港造船所修整。
軍艦訪日，李鴻章有沒有要敲打一下日本的意圖？相信也是有的，但更多的還是出於實際需要。
考慮到中日關係處于敏感時期，且是軍艦訪問，所以李鴻章囑提督丁汝昌，一定要嚴明紀律，以防意外。
所以，當北洋艦隊的四艘軍艦停靠長崎港後，艦上的水兵並沒有被允許下船。
但是，長期遠洋航行，陸地近在咫尺卻不讓下船，對水兵而言也是很難熬的一件事。再加上長崎方面也向北洋艦隊發出了邀請：歡迎水兵們下船觀光購物。
8月13日，丁汝昌終於下令：允許水師官兵下船購物觀光。
正是這道命令，成了「長崎事件」的導火索。
3
8月13日晚上8點多，丁汝昌接到手下稟報：出事了。
關於事情的起因，由於中日報道不同，存在不同版本：有說北洋水師的水兵違反軍紀去嫖妓引發衝突的，有說水兵買水果語言不通起了糾紛的。總之，就是起了爭執。
由於當地人普遍對中國人持仇視態度，中國的水兵也自然對日本人沒有好感，雙方起了爭執後，很快就釀成了鬥毆。在鬥毆中，北洋艦隊一名水兵受輕傷，而日本的一名警察被刺成重傷。
在日本人看來，外國的水兵在本國尋釁滋事，還刺傷了我們的警察，這不是擺明了欺負我們嗎？但是，北洋水師的大批水兵當時從艦上衝出來，把陷入衝突的同伴救了回去，同時，「定遠」「鎮遠」的巨炮就在那裡擺著，日本人也毫無辦法。
這場意外的風波，暫時被壓了下去。
8月15日是周日，丁汝昌宣布船上放假，再一次允許數百名水兵上岸觀光購物。
為了預防前天的意外衝突再次發生，丁汝昌下令所有官兵不準帶武器上岸，並且還派了12名巡查在岸上巡邏監督。
但是，事情還是發生了。
北洋水師的官兵上岸後不久，就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沿街的很多日本商鋪，都早早關門了。
正當他們疑惑之際，數十名日本警察舉著砍刀從四周街巷的各個角落沖了出來，追著他們開始砍殺。而數百名日本民眾也圍了上來，用木棍、石塊乃至滾水襲擊北洋水師的水兵。猝不及防的中國水兵們四下逃散，卻發現通路都已被事先堵塞。
情急之下，手無寸鐵的北洋水師官兵和對方扭打在一起，奪下對方的武器開始反擊。
這場大規模的械鬥最終造成北洋水師官兵5人死亡（一說8人），6人重傷，38人輕傷，5人失蹤。而日本方面也有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消息傳到船上，丁汝昌等一干人都震驚了。
如果說8月13日是一場意外摩擦的話，那麼8月15日這場械鬥，毫無疑問是日本長崎警方有所預謀的。
時任北洋水師副提督的英國人琅威理，直接要求「定遠」「鎮遠」的主炮轉向長崎市區方向，向日本開戰，順帶一舉殲滅日本海軍。（「即日行動，置日本海軍於不振之地。」）
當時，北洋艦隊的7艘主力艦總噸位為27470噸，而日本海軍的五艘主力艦噸位為14783噸，前者幾乎超過後者一倍，實力遙遙領先。
如果當時真的不顧一切對日本開戰，日本海軍確實不是北洋艦隊的對手，很可能就被消滅在萌芽之中。
但是，李鴻章拒絕了琅威理的建議。
清政府決定和日本談判。
4
在這場談判中，有兩個中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個人，叫伍廷芳。
伍廷芳從英國留學歸來，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作為李鴻章的幕僚，伍廷芳也是參與處理「長崎事件」的主要人物。
作為法學專家，伍廷芳一上來就先把「長崎事件」定性為一般刑事案件，避免上升到國家糾紛。
其次，既然是刑事案件，伍廷芳就提出一切以「事實為依據，公正為準繩」。他通過詢問雙方人證、傷口驗傷等各種方式，指出中國水兵的傷口多為刀傷，而日本人的傷口多為鈍器（木棒）傷害，這些都可以證明日本人是蓄意挑起爭端，有備而來。
此外，伍廷芳為顯示公正，請英國律師擔任中方的律師，參與一系列取證、辯論程序。
經過大量證人的證詞和證物取證，「長崎事件」的來龍去脈不難釐清：8月13日那場小摩擦是雙方在無意中引發的，而8月15日那場造成多人死亡的械鬥，長崎警方有備而來，蓄意報復，這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
但是，日本方面卻絕不肯承認這個事實，認為8月15日的械鬥是中國水兵蓄意報復日本警察。日本方面也高價聘請了英國和美國的律師，與中國進行訴訟。「長崎事件」的調查審理從8月拖到了11月，雙方談判超過了30次，卻沒有達成任何共識。
這也是日本方面的策略：他們通過不斷要求調取新證人和提供新證物的手段，開始拖延時間。而中方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