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日本侵華的首相，我們一般會想起一個名字：東條英機。但其實東條是1941年才上台組閣的，在他之前，有一個人更應該負責任，而且從他的身上，我們能看到日本人侵華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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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近衛文麿（mǒ）是含著超白金湯匙出生的，可能並不誇張。
自鎌倉時代以來，日本存在五大家族——近衛，九條，鷹司，二條和一條，因為只有這五大家族的人才有資格出任日本的攝政和關白（相當於丞相），所以被稱為「五攝家」。
在這五攝家裡，近衛家是最高貴的一支，可以說僅次於皇家。而1891年出生的近衛文麿，是近衛家250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長子——他的父親近衛篤麿是明治時期的著名人物，曾擔任學習院院長和貴族院議長等要職。
所以，用「含著金湯匙」出生，已經不足以顯示近衛文麿的出身。可以想像，近衛文麿從小是如何被全家重視的，他的父親甚至在他腰間拴了根繩子，生怕他走路時跌跤。
在近衛文麿3歲的時候，就由祖母帶著進宮參見了明治天皇，而他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須效忠天皇，拱衛天皇以及皇族的榮譽——「忠君」思想，是之後所有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人的根本支撐。
在近衛文麿12歲的時候，父親突然去世。
父親近衛篤麿給近衛文麿留下了除了財產（事實上還有不少欠債）之外的兩筆遺產。
第一個是思想。近衛篤麿在世時，非常反感英美對清朝乃至對亞洲的侵略和殖民（只是出於日本得不到什麼利益的原因），他主張日清聯盟，趕走白人，組建亞洲新秩序。
第二個是頭銜。父親去世後，近衛文麿繼承了父親的爵位，以12歲的年齡成了一位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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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從帝國大學哲學系畢業的近衛文麿進入貴族院，成為一名公爵議員。
此時的近衛文麿已經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在《日本與日本人》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中這樣評價英美所推行的「和平主義」：
「英美和平主義實際上是利用維持現狀之便的得過且過主義，與什麼正義人道毫無必然關係。我國的理論家們沉醉在他們宣傳的美麗辭藻之中，認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國的國際地位與德、意並無二異。在應打破現狀的日本卻高唱著英美和平主義，對國際聯盟像祈盼福音一樣渴盼仰止，實為卑躬屈膝，與正義人道相比實為蛇蠍而已。」
而他在1919年作為隨行人員參加了巴黎和會之後，心中的憤懣更是強烈。因為他看到在會議上，美、英、法等大國可以完全無視小國的利益，肆意瓜分別國的權利——當然，他感到憤怒的主要原因，是覺得同為「戰勝國」的日本居然拿不到什麼滿意的利益（或者他並不滿意日本只是在中國接管德國的權益）。所以，他開始公然主張「面積狹小、人口過多的我國向外膨脹，誠為順乎自然之勢」，日本國民「應堂堂正正地為自己生存，要求發展之地」。
1933年，42歲的近衛文麿成為貴族院議長，開始進入日本的權力中樞。但身邊人都知道，對於這個身材高大、長相端正的貴族之子而言，議長只是他的第一步而已。唯一為近衛文麿感到擔心的，是他的老師西園寺公望，這個被稱為「帝國最後的元老」的老人一直在勸誡自己的這個學生，不要離政治太近，尤其不要被軍部的那些狂熱分子所左右。
然而，近衛文麿已經身不由己了，並且，他的思想也開始進一步轉變。
從1930年開始，日本也被捲入了全世界的經濟危機中，和德國一樣，法西斯主義開始抬頭，日本沒有把重新振興的焦點放在國內，而是放在了發動對外侵略戰爭上。而也就是在這幾年，近衛文麿身邊的朋友中，少壯派軍人和軍部人員開始越來越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近衛文麿是完全支持這一行動的，因為他認為這是「日本必須走的命運之路」，此外，他也開始支持軍部，稱「軍人發怒是難免的」。
1932年，日本發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二二六兵變」，日本的政壇開始陷入混亂，軍國主義的氣焰開始總爆發。在這樣的背景下，明治時代開始的「議會式」民主已經捉襟見肘，廣田弘毅和林銑十郎兩屆內閣都無法應付如此複雜的局面，先後狼狽下台。
此時，作為眾望所歸的人選，近衛文麿終於走上了前台，被天皇任命為首相，組成新一屆內閣。
由於他當時才46歲，所以被日本民眾期待地稱為「青年宰相」。
近衛內閣組閣的時間，是1937年6月4日。
一個月之後，「七七事變」就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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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的爆發可能也是出乎近衛文麿預料的。
最初，近衛文麿主張的是「不擴大政策」，所以這也是他把這次事件限制為「北支事件」（北支指華北）的原因。但是，在軍部強硬派的推動下，內閣還是同意向華北再增派兩個師團，導致蔣介石也被迫態度轉硬。
事實上，近衛文麿本身對這件事也處於一種矛盾心理：既怕事態擴大後無法收場，又對可能到手的大片中國領土抱有期待。
「七七事變」迅速擴大後，在上海爆發了慘烈的「淞滬會戰」。此時此刻，近衛文麿也早已把「不擴大」拋到了腦後，直接開始國民「精神總動員」，並且將「北支事件」上升為「支那事件」。
等到日軍攻克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日本國內上上下下都因為輕易到手的戰果而變得狂熱起來，而頭腦發熱的近衛文麿也由一開始希望和蔣介石和談，轉變為採取更強硬的手段。
於是，由近衛內閣發出的著名的第一次「近衛聲明」就這樣誕生了：
在攻陷南京後，帝國政府為了仍然給中國國民政府以最後重新考慮的機會，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國民政府不了解帝國的真意，竟然策動抗戰，內則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則不顧整個東亞和平。
因此，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
……
這則聲明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第一段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邏輯，而是第二段的超級自信——就算蔣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允許了。這份聲明一出台，在日本國內也引起了一定爭議。
近衛文麿為此也氣急敗壞地做出過解釋，稱這是外務省決定的聲明，也不是他在內閣會議上提出的。但這樣的解釋是蒼白無力的。很快，因為這份聲明，原先與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和談接觸的蔣介石也開始迅速強硬起來，宣布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抗戰到底。
事實證明，這份聲明完全沒有達到目的，是失敗的。
而失敗的原因，其實是包括近衛文麿和軍部在內的所有人，對自己的武力估計太高，對中國人的抗戰信心估計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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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一次聲明發出後，近衛文麿和他的內閣還是充滿自信的。
儘管近衛文麿一直在嘗試恢複內閣對軍部的控制，但軍部的擴大侵略從總體上並不違背近衛文麿的初衷。所以，在1938年3月，近衛內閣頒布了《全國動員法》，開始將侵華戰爭上升為「總體戰」。
而此時無論近衛內閣還是軍部，都寄望於即將在中國開始的「武漢會戰」。一方面，他們認為，佔領武漢對佔領全中國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由於蔣介石發出號召，動用全部兵力進行「武漢保衛戰」，尋找並殲滅重慶軍的主力，一直是日軍苦苦追求的目標。
然而，蔣介石此時畢竟還是開了竅，在動用了110萬兵力投入「武漢會戰」後，發現固守無望，在最後階段還是基本有序地將中國軍隊的主力撤出了戰場，把武漢讓了出來，開始「用空間換時間」—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雖然佔領了武漢，卻依舊沒有殲滅中國軍隊的主力，反而將這場戰爭拖入「戰略相持」階段。
日本人終於開始有些惶恐地發現：不管怎麼打，怎麼贏，中國人就是不投降。
也就是在這時候，第二份「近衛聲明」出台了：
今憑陛下之盛威，帝國陸海軍已攻克廣東、武漢三鎮，平定中國重要地區。國民政府僅為一地方政權而已。然而，如該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為止。
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這次征戰之最後目的，亦在於此。
……
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
與第一份聲明相比，這份聲明口氣明顯軟了不少，拋出了一個「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幌子，然後給予國民政府「共同防共」的「橄欖枝」，主要目的，還是希望能在短時間內誘降蔣介石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