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膽」一詞，是褒義詞，一般指給國家領導人撰寫各種文告和講稿的；也指為人剛正，文采斐然。但熟悉國民黨歷史的人都知道，一般說起國民黨的「文膽」，是特指一人的。
1
1948年11月13日的早晨，秋高氣爽。
蔣君章早上起床，先是打了一套太極拳，然後坐在辦公桌前看報紙。
大概9點半的時候，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
電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打來的，催陳布雷先生快點去開會。
作為陳佈雷的機要秘書，蔣君章想了想，替陳布雷請了個假。
蔣君章在後來的口述回憶錄里說：布雷先生在兩天前就關照我，不要讓他見客。連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他也沒有參加。
但到了上午10點，陳布雷依然沒有從房間里出來。
蔣君章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陳布雷一般是早上8點就起床的。
於是，蔣君章找來陳佈雷的副官陶永標，一起想方設法弄開了陳布雷房間的門——然後，就看到了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的陳布雷：
「天哪！蠟黃的臉，睜開了的眼，張大了的嘴，而枕旁邊卻是一封給我的信，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靂。是麻木了吧，一點沒有感覺，本能地立刻拉開他的被窩，撫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撫摸了他的腳，是僵硬的了，最後撫摸他的胸口，還有一點溫暖……」
蔣君章急忙喊來包括蔣介石專用醫生在內的三位大夫。幾針強心劑打下去，陳布雷依然沒有任何復甦跡象。在場的人都意識到了一個事實：
蔣介石最信任的「文膽」陳布雷自殺了。
2
陳佈雷，原名陳訓恩，浙江慈溪人——沒錯，是蔣介石的老鄉。
1911年，也就是中國天翻地覆的那一年，21歲的陳布雷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隨後實現了他的夙願——進入上海的《天鐸報》，成了一名記者。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陳布雷連寫10篇《譚鄂》，按天發表，在當時上海很多報紙稱武昌起義軍為「逆軍」的背景下，對起義進行大力的頌揚。他在文章中指出：
「鄂事成敗之問題，關係吾四萬萬同胞之生死；鄂事萬一無幸，期吾同胞無萬劫回覆之日。」
在那幾年裡，無論是在《天鐸報》還是後來去《商報》擔任主編，陳布雷憑藉自己充滿激情和預見性的評論，大力擁護辛亥革命，反對封建帝制，在上海乃至全國報界聲名鵲起。
陳布雷當時對國內局勢的評述和對革命的理解，得到各方面的高度欣賞：國民黨方面，孫中山稱他寫的文章，比國民黨辦的報紙宣傳革命更有成績；共產黨方面，當時中共領導人蕭楚女曾專門致函《商報》，稱主筆（即陳布雷）具有「革命精神」。著名報人鄒韜奮曾在《生活》周刊上評價陳布雷：「我國現今第一流政論家。」
那個時期，陳佈雷的文字，立論客觀，分析透徹，但同時又充滿著熱血激情，氣勢如虹。比如他在揭露袁世凱欲稱帝時寫過這樣的句子：
「今生今世休再作此妄想，倘不死心歸順，願提刀勒馬一戰耳！」
也正是因為如此，「陳布雷」這個筆名在當時名聞遐邇，人們稱他為「布雷先生」乃至「布公」，清末著名的詩僧八指頭陀曾贈詩曰：「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
3
1926年，盛名之下的陳佈雷，被一個人看中了。
其實從1926年初開始，因為一直撰文讚揚當時代表先進力量的國民黨，陳布雷就已經進入有關人士視線。那一年的11月，陳佈雷的堂兄陳屺懷向陳布雷轉達了一個信息：有一個人想見你。
這個人，就是當時北伐軍的總司令，蔣介石。
蔣介石為什麼要見陳布雷？因為出於形勢的需要，蔣介石越來越希望自己身邊能有個得力的新聞秘書。
蔣介石原來的秘書是邵力子，但邵力子已多次流露出親共的思想，蔣介石不想用。他本來想起用當時的《商報》社長陳屺懷，但陳屺懷覺得自己比蔣介石大了一輪，做秘書不合適，於是就推薦了自己的堂弟陳佈雷。
在國民黨方面的再三邀請之下，陳布雷啟程前往南昌，面見蔣介石——後來他才知道，那其實是一場「面試」。
那次和陳布雷一起參加「面試」的，還有另外一個人，叫潘公展（時任《申報》總編輯）。
面對當時已頗有威嚴的蔣介石，潘公展的神態舉止比較拘謹，且目光閃爍。而陳布雷癟嘴，頭髮蓬亂，一副無所謂的樣子，這一點給蔣介石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
隨後蔣介石問了兩個人一個問題：「怎麼應對上海的工人運動？」
潘公展的回答是：「總司令自有妙策。」這句話答了等於沒答。
而陳布雷提出的建議是：先派可靠的部隊包圍上海，然後再利用上海的幫會勢力打頭陣。
那次談話之後，蔣介石單獨留下了陳佈雷，希望他在總司令部暫住一段時間。
然後，陳布雷接到了蔣介石的下一輪「面試題」：幫蔣介石起草一篇給黃埔軍校學生的文章。
沒多久，陳布雷就拿出了一篇《告黃埔同學書》。
這篇洋洋洒洒的長文，無論是文風、氣勢，還是文字里流露出的情感，完全符合蔣介石的要求。於是，蔣介石當即提出：希望陳布雷留下來為自己工作。
但陳布雷拒絕了——他說他的志趣不在官場，還是想回上海當記者。
蔣介石當時很不高興，但沒有強求。
1927年，蔣介石率北伐軍攻克南京，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國民黨都已具有「正統」的氣象，這對陳布雷這樣的傳統文人來說，還是有影響的。
這一年，在蔣介石的再三邀請之下，陳布雷終於決定出仕——擔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
但剛剛出仕的陳佈雷，隨即遭遇了蔣介石人生的第一次下野。為了表示與蔣介石同進退，陳布雷也同時辭去了職務。
掌握實際軍權的蔣介石，在重新出山後，第一時間就邀請陳布雷再度出仕。
陳布雷在推辭了好幾次後，向蔣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的初願，是以新聞工作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對公能有涓滴之助，機關重職，非我所能勝也。」
於是，陳布雷最終出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
他的命運，終於和蔣介石，和國民黨捆綁在了一起。
4
1933年，陳佈雷的政治生涯邁出了關鍵一步。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覺得身邊需要處理的事情越來越多，於是在1933年設立了「侍從室」。
「侍從室」是蔣介石最重要的幕僚機構，地位相當於清代的軍機處。「侍從室」下轄三個處，一處主管軍事和情報，三處主管人事考察，二處主管黨務和政治業務——出任二處主任的，就是陳佈雷。
可以說，陳布雷經此一步，成了蔣介石身邊最重要的「幕僚長」。
但他的矛盾與痛苦，也由此開始。
在這個時期，最讓陳布雷糾結的，就是抗日的問題。
從個人意願來說，陳布雷當然是主張積極抗日的，但從他所處的職位而言，卻必須服從蔣介石的意志：隱忍，退讓，攘外先安內。
而且，陳佈雷的身份特殊——他是蔣介石的筆，他必須將蔣介石的這個思路充分闡述出來，動之以情，說服眾人。
1935年11月，國民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的外交報告交由陳布雷起草。
這是一份要表明蔣介石「暫緩抗日」意圖的報告，卻和陳佈雷的本意相悖，幾度修改之後，終於成文。
11月12日，蔣介石在大會上公開朗讀了這篇當時著名的對日政策演說，其中那段文字，似乎能讓人咀嚼出主筆人內心的艱澀：
「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
但讓陳布雷感到痛苦的事，還遠沒有結束。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陳布雷本來是要跟隨蔣介石去西安的，卻因為在洛陽時生病沒能同行。「西安事變」爆發後，陳布雷當時的心情不是感到慶幸，而是感到後悔——當時沒能和蔣介石在一起。
但是，被張學良護送回來的蔣介石，很快給陳布雷出了一道難題：要他寫一部記錄「西安事變」經過的《西安半月記》。
蔣介石對陳布雷下達的要求很明確：
第一，要讓世人知道張楊二人犯上作亂的狼子野心；
第二，要讓世人知道自己是怎麼感化張楊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