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一件大家看起來理所應當、毋庸置疑的事，背後卻有令人意料不到的博弈，以及暗流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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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13日，是農曆的除夕前夜。
時任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的周瑞金，把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和《解放日報》評論部副主任凌河請到了一起，說是要開個小會。
按照慣例，每年的農曆大年初一，周瑞金都會在《解放日報》的「新世說」欄目上寫一篇小的言論文章。但是，如果只是要寫一篇小言論的話，是沒必要把施芝鴻和凌河請到一起開會的。
果然，三人碰面後，周瑞金提出，要三個人一起，寫幾篇大的署名文章。
周瑞金提了一個總的大方向和寫這個系列文章的初衷：新的一年，是辛未羊年，按照中國人「十二年一輪迴」的觀念，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交替點上——12年前的197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
當然，在這個時間點，周瑞金要親自牽頭組織寫這樣一系列署名文章，肯定是有更深層的思考的。
經過兩天的緊張撰寫、推敲、修改、編輯，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報》讀者拿到手裡的報紙頭版是這樣的：
半版刊登鄧小平與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迎新春的新聞報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出現了一篇大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這篇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親愛的讀者，當我們稱頌『三羊開泰』之際，當我們互祝吉祥如意之時，您是否想到，我們正處在一個意味深長的歷史交替點上？」
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皇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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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把這篇文章放一放，來看看「意味深長」的1991年。
1991年的國際形勢，用「風雲變幻」四個字來形容應該不算太誇張。在這一年，克里姆林宮的「蘇聯」旗幟被緩緩降下，讓很多中國人在震驚中無法緩過神來。
在「蘇聯」變成歷史名詞之前，東歐也發生了劇變：兩德統一，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相繼發生政權更迭，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更是被槍決。
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國國內。
1991年2月22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第一號統計報告表示，1990年經濟形勢有嚴峻的一面，主要問題是「產成品積壓增多、經濟效益下降，財政困難加劇，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到了年底，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全國企業實現利潤下降67%，虧損總額已高達310億元。
再把目光縮小一些，放到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
1991年，美國《財富》雜誌副總編小理查德·科克倫來到上海，說了自己對這裡的印象：「只有一家接待外國人的飯店，只有大約100輛汽車，而且沒有一棟摩天大樓。」而另一個剛剛從東京來到上海的美國人的言論似乎更扎心：「看上去日本結束二戰已經50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結束戰爭。」
在《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寫的《變化》一書中，第一部是記錄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國歷史，他給這部分取名叫作「谷底」。
而就在這個「谷底」之年，87歲的鄧小平來到了上海。
鄧小平是來過春節的，但他又不像是來過春節的。一到上海，他就去了很多企業和工廠考察。那一天，鄧小平在錦江飯店旋轉餐廳——上海那時候為數不多還算拿得出手的地方——對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說：「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
他還回顧了自己當初制定「經濟特區」時的考量：「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的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但是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
說完上海，鄧小平似乎自己做了總結：「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出於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
「……
「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朱鎔基聽的時候，不斷點頭。因為就在不久前，朱鎔基在向全市幹部傳達第十三屆七中全會精神的會議上，曾修改了曹操的《短歌行》，提出了八個字：
「何以解憂？唯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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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一件事要反覆強調，那多半是因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領導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裡。他拿出鄧小平視察上海的談話材料給他看。
看了鄧小平的那些講話，周瑞金回憶自己當初的感覺是「深受觸動」：「實際上他（鄧小平同志）已經感到，在當時國際大形勢和國內政治氣氛下，如果不堅決推動改革開放，不加快經濟發展，再走封閉僵化的回頭路，中國是沒有前途的，中國人民是沒有福祉可言的。」
周瑞金理解鄧小平的擔心，因為身處1991年，不要說在黨報擔任領導工作的他，恐怕普通讀者對當時的輿論氛圍也都有所感受。
在當時的國內媒體報道中，已經出現了這樣一些比喻：
「經濟特區」是「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制改革試點」是「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經濟」，而「引進外資」更是被稱為「甘願做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
在1991年，如何「預防和平演變」是一個重要的任務，但不知為何，「改革開放」被悄悄騰挪到了對立面。
周瑞金回去後，自己決定：作為當初延安時期的中央機關報，後來成為上海市委機關報的《解放日報》，在這樣的一個歷史節點上，應該發聲！
「願辛未年以名副其實的『改革年』而載入史冊！」
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組在那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中，用來收尾的那句話。
至於為什麼要用「皇甫平」作為筆名，周瑞金多年後的解釋是：「許多論者把『皇甫平』解釋為黃浦江評論的諧音，這並不錯，但又不僅僅是這個意思。從更深層的意思來說，這個『皇』字，按照我家鄉閩南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這個『甫』，不念『浦』，而念『輔』。我選這個『甫』，就是取有輔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
那時候，周瑞金自己也沒想到，這篇文章以及後續文章，會引起一場大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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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當時評論部副主任凌河的回憶：「第一篇文章出去，其實並沒有什麼大反響。」
這背後其實也有一定的原因：恰逢春節大年初一，看報的人並不多。凌河還記得，這篇稿子連當天本報評報的「好稿」稱號都沒獲得。
可能凌河不知道的是，其實這篇稿件登報後，已經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包括每天都要讀報的鄧小平。
暴風雨來臨之前，有時會有短暫的平靜。
1991年3月2日，第一篇文章刊登之後兩周，以「皇甫平」為筆名的第二篇評論文章又在《解放日報》出現了。這一次的題目是《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這篇文章中提出：
「解放思想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要防止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
與第一篇文章相比，進入「深水區」的第二篇文章直接觸碰到了當時最敏感的一個話題：
「我們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簡單等同起來，一講市場調節就以為是資本主義。」
第二篇文章一出來，各界的關注一下子就來了，但很多人還摸不準路子：《解放日報》哪來那麼大的膽子？背後是不是有什麼人？
還沒等大家有所反應，3月22日，第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又出現在了《解放日報》的頭版——《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文章強調：「必須要有一系列嶄新的思路，敢於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
4月12日，第四篇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也見報了。
至此，《解放日報》以兩周一篇的速度，在頭版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
各方關注迅速升溫。
三天以後，第一篇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的一本叫《當代思潮》的雜誌上發表了，題目是《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
文章里有一句話，看得周瑞金出了一身冷汗，他又覺得應該不是在說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