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被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記載的著名起義，但同時，這又是一場對我們來說印象模糊的起義：100多人起義，72人犧牲，它為何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這樣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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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1月上旬，身處南洋的孫中山，可能既失望又激動。
失望在於，自1894年親自組織第一場起義以來，大大小小的起義，已經發動過10次，無數義士前仆後繼，卻收效甚微。規模最大的一次萍瀏醴起義，也就堅持了半個月，起義軍和民眾傷亡過萬。
但這一年已經44歲的孫中山，也有一件頗為激動人心的事。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馬來西亞檳榔嶼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參會的有黃興、趙聲、胡漢民等同盟會主要骨幹。
會議決定，以清朝的部分新軍為主力，再配合八百革命黨人組成「敢死隊」，發動一次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起義——不僅要奪取一城，還要以一城為基地，兵分數路，大舉北伐。
所有與會的同盟會會員都心情激動，因為他們一致認為：這次起義，將吸取之前失敗的種種教訓，做到籌備最細緻、籌款最充裕、武器最完備、規模空前，最終給予清廷致命一擊。
起義的地點，被定在了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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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籌備活動，隨即全面鋪開。
孫中山直接奔赴美國，他肩負的使命只有一個，卻是一切工作開展的根本：籌款。
這一次的籌款，比以前幾次都要艱苦。海外華人的資助一直是孫中山進行革命的主要經濟來源，但國內的幾次起義結果，讓海外的華人們也一度感到悲觀和迷茫。好在孫中山個人還是擁有強大的魅力和威信，經過多方奔走，反覆募集，最終為這次起義募來了大約16萬大洋——其中來自美洲和南洋的，基本各佔一半。
16萬大洋雖然和革命黨人之前的預期還有點差距，但這已經是歷次起義籌備中，資金最充裕的一次了。
起義的具體組織工作，則交給了36歲的黃興。
這位與孫中山並稱為「孫黃」的著名革命家，也以最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這次起義當中。
黃興在香港成立了起義統籌部，與以往的多次起義不同，黃興這一次將準備工作做到最細，將起義籌備分了八個「課」：有專門調度新軍起義人員的「調度課」，有負責購買和運送武器的「儲備課」，有負責起草各種規則章程的「編製課」，有專門負責偵察敵情的「調查課」，還有專門負責各種文件的，專門負責掌管財政出納的，連各路革命黨人抵達廣州的事務也有專人負責。
按黃興的規劃，屆時這場在廣州發起的起義，革命黨人將兵分十路，一舉拿下廣州，然後一路人馬出擊湖南和湖北，一路人馬出擊江西到南京，然後會師，開始大舉北伐。
無論從哪一點看，這應該是同盟會自成立以來策劃的規模最大、準備最充分的一次起義。
起義的時間也定了下來：1911年4月13日。
但就在起義日子漸漸臨近的時候，一個意外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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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亂計畫的，是一個名叫溫生才的人。
溫生才，廣東梅縣人，家境貧苦，參軍退役後，到南洋打工生活。在1907年聽了孫中山的一場演講之後，他加入了同盟會。
1911年，溫生才已經41歲了，但他依然血性十足。在目睹同盟會一次次起義失敗後，溫生才對清廷的憤怒與日俱增。尤其是同盟會在1910年3月刺殺攝政王載灃失敗，更是讓他大受觸動。
那個去行刺的同盟會的27歲英俊青年，舍一己之命，試圖用炸彈炸死攝政王載灃，事敗後被捕，自知必死，但大義凜然，毫無懼色，在獄中寫下萬人傳誦的詩篇：「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沒錯，這個青年，就是汪精衛。汪精衛當時的義舉感動了天下無數志士，其中也包括溫生才——他決定以汪精衛為榜樣，以一己之性命，換千萬國人之覺醒。
1911年4月8日，廣州將軍孚琦在廣州城外觀看飛行師馮如（中國第一位飛機設計師）的表演後起轎返城，有一人從人群中飛奔而出，投三枚炸彈，欺近孚琦轎前，連開四槍，一槍中孚琦額，一槍中頭，兩槍中腹，孚琦當場斃命。
這個人就是溫生才。
其實溫生才想殺的，是屢屢挫敗同盟會起義的廣東水師提督李准。當殺了孚琦之後，他才發現殺錯了人，但他並不後悔，當場被捕。
溫生才被捕入獄後，兩廣總督張鳴岐親自提審，問他為什麼要暗殺大清官員。
溫生才淡然回答：「不是暗殺，是明殺。」
問他什麼叫「明殺」，他回答：「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此輩官吏階之厲耳！殺一孚琦固無濟於事，但藉此以為天下先，此舉純為救民族起見，既非與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
嚴刑拷打之下，溫生才一字不吐，官府最終決定將他在孚琦遇襲處處斬。
赴刑途中，溫生才大笑不止，高聲告訴周邊圍觀百姓：「今日我代同胞復仇，各同胞務鬚髮奮做人方好。許多事歸我一身擔當，快死快生，再來擊賊！」
溫生才隨後被斬首、肢解、挖心以祭孚琦。
但讓人們震撼的不是溫生才被處斬，而是他臨刑前的言語。這些人中包括被暗殺的對象，水師提督李准——武昌起義爆發後他在廣東率先起義，直接推動和平光復廣東全省。
但是，溫生才的暗殺行為，之前沒有和同盟會的任何人打招呼，屬於自己臨時起意。
這樣的義舉雖然令人肅然起敬，但也起到了負面作用——讓清廷頓生警覺，廣州全城戒嚴。
原定於4月13日舉行的起義，被迫推遲到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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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軍接到的壞消息，其實還不止這一件事。
4月25日，就在起義發動的前一天，壞消息再度傳來：作為起義的重要力量，廣州新軍的機槍全被收繳，步槍雖然沒上繳，但大部分子彈被收去。不僅如此，清軍開始大量向廣州增兵，城外的巡防營也開始調入城內。
做出這一切調動的，是兩廣總督張鳴岐。此人曾鎮壓過多次同盟會起義，可謂經驗豐富。他的這些舉動不僅釜底抽薪，更明顯釋放出一個信號：
和之前的多次起義一樣，這次的廣州起義，恐怕又提前被泄密了。
而且，因為廣州城戒嚴，很多原先計畫運入城內的槍支彈藥都已經進不來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黃興只能下令：暫緩起義。
一時間，分布於廣州城內的各個機關迅速隱蔽，原先已經聚集到廣州城的不少革命黨人開始秘密分批出城。
但在這時候，卻又傳來了一個有利的消息：在順德的巡防三營即將被調入廣州城。
這個三營里的官兵，從上到下，十有七八都是革命黨人或同情革命的人。此外，原本在城中說好準備配合起義的新軍第二標的官兵將在5月3日之前退伍。
這時，作為起義前敵總指揮的黃興，就面臨一個重大的抉擇：到底要不要繼續將起義進行下去？
起義籌備總部此時也陷入了爭執之中：有人表示一定要暫緩，忍耐為先，而有人表示機不可失，這個時機如果錯過，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了。
最終拍板的，只能還是黃興。而他考慮的，可能比別人還要更深一層：
這次起義，一方面籌備如此之久，大家都滿懷期待；另一方面，又向海外華人籌集了那麼多錢款，如果一槍不發就偃旗息鼓，不僅對革命黨人的士氣是一個巨大打擊，今後孫先生在海外籌款也將困難重重。
但如果真的發動起義，以眼下的局勢，有多大的把握成功？
可想而知，當時的黃興，面臨怎樣的煎熬。
最終，在4月27日的清晨，思考良久的黃興，留下了一封書信：
「……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
這是一封遺書。
知不可為而為之，黃興準備拚死一戰。
5
4月27日下午5點30分，一聲凄厲的螺號在廣州總督府附近響起。
100多個臂纏白色方巾，腰掛炸彈，手持長槍短槍的人出現在了大道上，吶喊著，向總督府狂奔而來。
只有這100多人？對，只有這100多人。
原先計畫的十路起義軍，因為各種原因，最終被減為四路，而四路中的三路，又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發動——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路，要去廣州城接應即將進城的起義新軍和巡防營的。
當然，即便有人當時開城門接應，也會看到一場烏龍——大部分新軍和巡防營的士兵手裡只有沒裝子彈的步槍，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沒接到起義的通知。
這時候，再把鏡頭搖迴向總督府撲去的那100多個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