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代革命撲面而來的時候，很多行業都會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有時候，一眨眼，很多事情就只剩下回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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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15日，上海的《文匯報》刊登了一條不尋常的廣告。
這是一條引起轟動的廣告。
因為這是自「文革」結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第一條在中國報紙上刊登的外商廣告。值得注意的是，報紙上的三塊手錶，還不是照片，是手繪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廣告上刊登的「雷達表」，要在四年後才進入中國市場——換句話說，是看得到，買不到的。
時任瑞士雷達表中國區副總裁鄭世爵後來回憶：「當時中國還沒有完全開放，但是我們意識到了中國市場的廣闊，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
毫無疑問，雷達表相當聰明地運用了營銷理論上的「第一品牌」概念——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用較少的資源和時間建立很高的知名度。
廣告有效果嗎？當然有。
在廣告刊出的三天內，上海有700人以上到黃浦區的商場里去詢問「雷達表」——其中很多人還不知道，當時一塊雷達表的價格，相當於上海一名普通工人20年的工資收入。
當天晚上，上海電視台也播出了雷達表的廣告，而且還是英文播出，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
當時很多人都在問：《文匯報》膽子怎麼那麼大？
於是就要說到另一個故事，就在這一年，就在《文匯報》之前，上海的另一家報紙已經「第一個吃了螃蟹」，給《文匯報》壯了膽。
那就是中國在「文革」後率先恢複商業廣告的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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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刊登廣告這樣稀鬆平常的事，對當時經歷過「文革」的中國報紙而言，卻無異於天方夜譚。
其實報紙刊登廣告，在中國本來也不是什麼稀罕事情。從鴉片戰爭之後，中文報刊開始大量湧現，廣告自然是報紙營收的最主要渠道。即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報紙刊登廣告，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那一年，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1966年8月17日，最後一則商業廣告出現在了《解放日報》國際新聞的下方——用現在的眼光看，那則廣告的安排多少也體現了編輯的心血：
這一版的總標題是《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電烘箱廣告上面的報道是這樣一段導語開頭：「墨西哥進步人士組織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他們熱情稱頌毛主席每篇著作都是真理和指南針。」然後，下面是「鼓風恆溫乾燥箱」的廣告。
第二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百萬紅衛兵，商業廣告就此在中國報紙版面上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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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13年過去，轉眼到了1979年的除夕。
那一天，解放日報社正在開編委會，《文匯報》的一位副總編打電話過來：「春節期間，兩報能否出內容相同的單頁聯合版，這樣能讓平時很辛苦的夜班編輯部輕鬆過個年？」
在當時電視還不普及，報紙也沒幾張的年代，時任解放日報社總編輯的王維，不同意這個建議：「春節是讀者看報的好時段，不能出單頁！」
但是，會上馬上也有人提出要算算「經濟賬」：《文匯報》出單頁，我們出四個版，不是吃虧了？
王維一拍桌子：怕什麼？我們不能用商業廣告收入來彌補嗎？
一句話說得簡單，但會議室里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覷——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三年，但中國還沒有一家報紙敢恢複商業廣告。
《解放日報》作為延安時期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現在的上海市委機關報，居然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後來，有人專門請王維回憶當時的情景：
——「事先有沒有請示市委？」
——「沒有。」
——「有沒有上報宣傳部？」
——「沒有。」
——「私下裡和有關領導打過招呼？」
——「肯定沒有！」
王維當時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判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閉幕，「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大會決議深入人心。經過那麼多年反反覆復折騰，中國人終於認準了一個道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整個國家，「實事求是」的氛圍越來越濃。
於是王維的思路就是：「報紙刊登廣告，天經地義。」
解放日報社老總一拍板，樂壞了一家廣告代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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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整個上海只有一家廣告代理公司，叫「上海廣告裝潢有限公司」（下稱上廣裝），這家公司被允許代理國內媒體的廣告，別無分店。
但以當時的市場環境，就算只有一家，但依舊是無米下炊。當時，上廣裝專門出差去北京，遊說中央報刊能夠接受刊登廣告——中央報刊肯刊登，地方報紙才敢動啊！
但是中央報刊沒有一家敢先摸石頭過河。
時任解放日報社廣告部經理的彭壽龍回憶，當時找到了上廣裝說可以刊登廣告，對方激動萬分，在最短的時間裡就拉來了足夠《解放日報》春節假期版面使用的商業廣告。
1月28日，《解放日報》的版面上破天荒出現了上海工藝美術工業公司和上海食品工業公司的拳頭產品，舞台刀槍、二胡三弦、佛手味精、幸福可樂、十全大補酒等一批廣告。
當時，像這樣的廣告每條大約收費在700元左右，不久就調價到了每條1280元。這個價錢是什麼概念？當時上海的人均工資僅每月40元左右。
但即便如此，在《解放日報》開了頭炮之後，其他商家蜂擁而至——刊登廣告的那幾家商家的商品迅速脫銷。
在諸多廣告客戶里，當時還有一家日本電氣公司，連續來找了幾次，要求在《解放日報》上刊登廣告。這讓龐壽龍感到非常棘手：黨報能不能刊登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廣告？按什麼貨幣結算？
龐壽龍為此還自掏腰包買來龍井茶葉、廣東香蕉，接待日本客戶，想先探探虛實。
一猶豫，第一個涉外廣告就讓《文匯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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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報》作為一家「第一個摸石頭過河」的報紙，當時不是沒有風險的。
根據王維老總的回憶，在《解放日報》刊登廣告後的兩個月，在一次宣傳部的會議上，出版局有一位副局長毫不客氣地發問：《解放日報》帶頭刊登商業廣告，到底是為社會服務，還是為本單位賺錢？
王維還是那條標準：用實踐檢驗。他回到報社後，馬上讓總編辦收集各界對《解放日報》刊登商業廣告的真實反映。
解放日報社的資料室里，至今還保留著不少當初的讀者反饋原件——真的有批評聲音：
「憑票供應的電視機、收錄機為啥還要做廣告？如果登給中國人看，你又買不到；如果登給外國人看，人家根本不稀罕！」
「這是一種形而上學！只能起到刺激人們不滿的作用。」
「我花四分錢買一份報紙為了學習、看消息，你們用四分之一的版面介紹日本人的生意經，算啥名堂？」
「廣告里畫的有些是油頭粉面、奇裝異服、妖形怪狀的女人，對廣大群眾到底有啥好處？」
王維讓人把這些反饋實事求是地做成簡報，上交給宣傳部。
上面的領導，並沒有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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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解放日報》開頭，全國報紙廣告的「黃金時代」大幕由此拉開。
記得上海《新民晚報》的一位記者講過一個段子：「那個時候，我們的廣告部主任上班別的什麼東西都不帶，只要帶把尺子就可以了。一個客戶進來，主任告訴他實在沒版面了，客戶再三拜託，於是主任用尺子給他在版面上量出一個幾乘幾厘米的『豆腐塊』，問他能接受嗎？客戶連連點頭，出去。然後排隊的下一個再進來。那個年代，在報紙上登一個廣告，有時候要提前一個月預約。」
當然，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解放日報》，也由此邁開了腳步：1993年，報社全年廣告收入首次達到1億元，1995年又突破了2億元。
對了，那家上海廣告裝潢有限公司在之後的八年時間裡，營業額一直是同行業全國第一。
饅頭說
《解放日報》是一家聽上去非常嚴肅、正經的報紙（實際上也是），但翻開它的歷史，除了第一個恢複商業廣告外，真的還有不少的全國「第一」，會顛覆你的印象：
1979年8月12日，成為全國第一家刊登「社會新聞」的報紙（其實就是非正面的新聞：上海一輛26路無軌電車翻車，造成很多乘客受傷）；
1980年1月，全國第一家創辦文摘類報紙《報刊文摘》（巔峰時期的發行量達到38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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