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人性的抉擇 切·格瓦拉:一個符號化偶像背後的真實故事

無論是名字,還是那個形象,關於他的生平故事,可能已無須贅述。敘述這個故事的目的,只是試圖討論一下,為什麼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無論在哪種意識形態的國家裡,他都被一部分人視為神一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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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部分資料的記載,格瓦拉可能是出生在1928年5月14日,但我們還是用目前通行的6月14日。

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的羅薩里奧,父母都是名門望族的後裔——格瓦拉的父系親族中,有人做過巴拉那河地區的總督,而他的母系親族中,曾有一位秘魯總督。

所以,和他後來會遇到的革命戰友卡斯特羅一樣,格瓦拉也是一個標準的「富二代」。

格瓦拉也確實是按照「富二代」的軌跡被父母培養的。1948年,20歲的格瓦拉進入阿根廷最好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主修醫學。

如果一直這樣順順噹噹地繼續下去,格瓦拉畢業後應該能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位有著迷人笑容的帥氣醫生,妙手回春,成為女護士或女病人的夢中情人,然後繼承家業,安逸、瀟洒地度過一生。

但是,在1950年1月的暑假(嗯,別忘了人家是南美洲),格瓦拉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之後,受到了很大的觸動。第二年,格瓦拉選擇了休學,和朋友騎上了一輛摩托車,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從阿根廷到智利,到秘魯,到哥倫比亞,再到委內瑞拉。在旅途中,因為摩托車出了故障,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風病人村裡做了幾個月的義工。

這是一次對格瓦拉人生產生關鍵影響的旅行——作為一名富家子弟,他第一次完整見識了依舊陷於貧窮和困苦的南美洲。

1952年9月,格瓦拉坐飛機回到了阿根廷,隨後開始拚命讀書,最終在1953年順利畢業。

但其實在1952年回國之後,格瓦拉在一篇日記里已經寫下了一句話:

「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2

1953年7月,從醫學院畢業的格瓦拉沒有選擇成為一名醫生,而是開始了他第二次拉美之旅。

這一次,他來到了瓜地馬拉。

彼時的瓜地馬拉,正在年輕總統阿本斯(Arbenz)的領導下,進行著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革。但改革無疑會觸痛既得利益者的神經,尤其是已經將觸角伸向南美洲的美國。在著名的美資聯合果品公司22.5萬英畝 土地被沒收且被分給無地的農民之後,美國人決定推翻阿本斯政府。

1954年6月,美國中情局訓練和武裝的阿瑪斯(瓜地馬拉的一名軍官)僱傭軍入侵瓜地馬拉,阿本斯總統很快就被迫下台——這位當時只有41歲的總統自此流亡海外,至死都沒有回國。

在這場為時不長的戰爭中,格瓦拉毫無疑問地站在瓜地馬拉政府軍的一邊,在整個過程中,有幾件事對格瓦拉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

格瓦拉得到了他後來聞名於世界的那個綽號:「切」(Che)。「切」在西班牙語中是一個感嘆詞,在南美被用來和人打招呼或表示驚訝,類似「喂」或「哦」。

格瓦拉認識了秘魯的女革命者加德亞,後來她成了格瓦拉的第一任妻子。

美國中情局注意到了格瓦拉這個人,由此,格瓦拉第一次上了美國人的黑名單。

最關鍵的是,格瓦拉開始認識到:如果不進行一場革命,自己就無法安心地成為一名醫生。

3

1955年,在撤離瓜地馬拉後,格瓦拉來到了墨西哥城。

在那裡,27歲的格瓦拉遇到了影響他一生命運的戰友:29歲的菲德爾·卡斯特羅。

毫無疑問,格瓦拉和卡斯特羅一見如故,格瓦拉隨即就投入了卡斯特羅反對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隊伍中。

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率領82名富有冒險精神的古巴戰士,從墨西哥出發,乘坐小艇駛向古巴。

那是一次非常糟糕的革命行動:在古巴南部奧連特省的一片沼澤地登陸後,這支革命隊伍遭到了巴蒂斯塔軍隊的伏擊,82人中只有12人活了下來。但也正是那次行動,讓倖存的格瓦拉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轉變:

作為隨軍的醫生,格瓦拉麵對的一個是藥箱,一個是子彈箱——他毫不猶豫地扛起了子彈箱。

在格瓦拉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中,他自己把這次轉變總結為:從醫生徹底轉成了戰士。

4

成為戰士後的格瓦拉,機警、冷靜、無情,很快成了卡斯特羅最得力的助手。

卡斯特羅和格瓦拉這批12個戰士,開始轉入山區打游擊。經歷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戰鬥,在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巴蒂斯塔的政權終於被推翻,卡斯特羅從最初的全國武裝司令做到了總理,進而掌握了古巴的一切大權。

作為卡斯特羅的親密戰友,格瓦拉理所當然被委以重任,他先後擔任過國家銀行行長和工業部長這兩個重要職位,全程參與了古巴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成為政壇高官後,格瓦拉表現出了兩面性。

一方面,他依舊保持著簡樸的革命本色,抵制官僚主義,生活節儉,並且拒絕給自己加薪。他沒去過夜總會,也沒看過電影,也沒去過海灘,相反,倒是在周末多次參加甘蔗地或工廠里的義務勞動(不過讓別人為難的是,他提倡他的部門所有人都不領薪水,義務勞動)。據說有一次,他到一位蘇聯官員家中做客,當官員拿著名貴的瓷器餐具來招待格瓦拉時,他帶著諷刺的口吻說:「我這個土包子怎麼配使用那麼高級的餐具?」

而另一方面,格瓦拉並沒有展現出他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天賦。

在經濟領域,格瓦拉推翻一切市場規律,推行高度的中央計畫,每個企業都要在政府的安排下進行生產,結果整個國家的生產陷入停滯。1963年的調查顯示,有些生產計畫需要經過20多個行政部門審批才能進行。

同時,為了應對美國的經濟制裁和封鎖,格瓦拉想在古巴建設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他用行政命令把一半的甘蔗田(製糖是古巴的命脈產業)燒毀,改建煉油、鍊鋼、發電、水泥等重工業,但古巴甚至連相關的專業人才都沒有。

據《卡斯特羅和古巴》一書,在1959年至1962年這三年中,有30萬人逃離古巴,希望離開的人占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

如果這只是說明格瓦拉缺乏能力,那麼另一些資料則讓人看了頭皮發麻。

古巴革命剛成功時,格瓦拉被任命為卡瓦尼亞堡軍事監獄的檢察長,負責清除巴蒂斯塔時代的戰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

從1959年1月3日到11月26日這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卡瓦尼亞堡監獄每天都響起殺人的槍聲。一些資料認為格瓦拉處死了156人,但有人認為,這一人數可能高達600人,其中不乏無辜者,甚至有十幾歲的孩子和身懷六甲的婦女。美國裔古巴作家亨伯特·馮托瓦在《探尋真實的格瓦拉》一書中說,所有他訪問過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殺作為生活的佐料。他在二樓的辦公室里有一部分牆被打掉了,這樣他就能在辦公室里觀賞行刑。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聯合國第19次大會,之後相繼訪問了阿爾及利亞、剛果(金)等8個非洲國家。格瓦拉也訪問了中國,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

種種跡象表明,在1965年3月14日格瓦拉回到古巴後,他開始與卡斯特羅在諸如對蘇關係、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總的來說,卡斯特羅認為革命已經告一段落,而格瓦拉認為這還只是開始。

這對曾經親密的戰友最終選擇了分道揚鑣——4月1日,37歲的格瓦拉乘坐飛機離開古巴,前往非洲的剛果(金),他決定再一次投身革命,或者說,幫助全世界各國的窮苦人民革命。

也正是這一次的抉擇,讓格瓦拉的人生軌跡開始發光。如果他待在古巴繼續擔任高官輔佐卡斯特羅,或許可能會在世界革命史上留下小小的一筆,但絕不會像今天那樣,被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用一種近乎崇拜的方式銘記。

因為格瓦拉放棄了好不容易奮鬥得來的優越生活,為了他自己的理想,再一次主動投身到艱苦的戰鬥中去。

只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去檢視過他理想的可行性?

5

古巴革命的成功,顯然不是一個「可複製」的模板。

在剛果(金),格瓦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剛果的游擊隊根本搞不明白:一個白人,為什麼要和他們一起來吃苦?

格瓦拉告訴他們,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打倒帝國主義。但對於游擊隊員而言,「帝國主義」是什麼並不重要,他們只要打倒現在由白人組成的政府,過上好日子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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