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抗日戰爭期間幫助過我們的外國友人。
1
1937年，12月的某一天，南京。
一對中國的母女，惶恐地低著頭趕路，在路過小粉橋路的時候，她們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一隊日本兵從對面走了過來。
彼時的南京，城已陷，人已亂，禽獸橫行，如同煉獄。
一名日軍士兵很快發現了那對中國母女，他加速走了過來，直接拉著女兒的手，往旁邊的一幢小房子里拖。母親一邊哭著哀求，一邊拉著日本士兵的手不肯放。然後她被一腳踹倒在地上，旁邊的日本士兵端起槍，周圍的人都不敢作聲了。
就在那個女兒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的時候，一個德國人突然沖了過來，用英語大聲喊：「停止！」
所有日本兵都愣住了，拿在手裡的槍，也不敢動。
因為那個德國人，身穿德國軍裝，頭戴德式鋼盔，腰裡別著一把手槍，最關鍵的，是他的手臂上佩戴著「卐」字的袖章。
僵持了一會兒，日軍士兵吃不準對面這個「盟友」到底是何來路，最終決定放棄，掉頭離開。
這一幕，來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湯英的回憶。
那個半路殺出來的德國人，叫約翰·拉貝。
2
1882年11月23日，約翰·拉貝出生在德國漢堡。
拉貝早年喪父，所以只念到初中，就出去做了學徒。因為老闆的推薦，他去了一家在非洲莫三比克的英國公司，在那裡，他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
1908年，拉貝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途——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的一名僱員，他被派往中國工作。1911年，拉貝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電訊台，後來又在上海另建一個新電訊台（一直到拉貝1938年回國，西門子一直享有中國海軍使用西門子電訊台裝備的壟斷權）。在中國，拉貝去過瀋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為長期在中國經商的關係，他可以說是一個「中國通」了。
1931年，拉貝在中國南京定居下來。他的身份之一，是西門子的南京代表處負責人，負責經銷通信器材、防空報警系統、電話系統、交通材料等，兼任商人協會會長、校長等職。
同時，他還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德國納粹黨駐中國南京分部的副部長。
沒錯，拉貝是一名納粹黨員。
拉貝在南京的家，位於廣州路小粉橋1號。那是一幢帶院子的獨立小樓，也是德國納粹黨駐中國南京分部的辦公地。
拉貝當時可能自己都沒有想到，「小粉橋1號」這棟小樓連同院子，會在六年後成為中國難民心目中最安全的天堂。
3
1937年12月13日，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陷落。
在之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罕見的獸行，在南京這座古都的各個角落裡每時每刻發生著。那個以文明和自律而自豪、尊崇所謂「武士道」精神的軍隊，上至軍官，下到士兵，如同地獄裡爬出的萬千惡鬼，用突破人類想像力和恥辱度的殘暴行為，不斷衝破人類文明的底線。
當然也震驚了約翰·拉貝。
在小粉橋1號那棟小樓里，憤怒的拉貝開始將自己在南京城的所見所聞，寫成日記：
1937年12月14日
開車經過市區，我們才曉得破壞的巨大程度。車子每經一二百米就會軋過屍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屍首。我檢查過，子彈是從背後射進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時從後面被打死的。
1937年12月16日
我開車到下關去勘查電廠，中山北路上都是屍首……城門前面，屍首堆得像小山一樣……到處都在殺人，有些就在國防部面前的軍營里進行。機槍聲響個不停。
1937年12月22日
在清理安全區時，我們發現有許多平民被射殺於水塘中，其中一個池塘里就有30具屍體，大多數雙手被綁，有些人的頸上還綁著石塊。
1937年12月24日
我到放屍首的地下室……一個老百姓眼珠都燒出來了……整個頭給燒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頭上。
1938年1月1日
一個漂亮女子的母親向我奔過來，雙膝跪下，不斷哭泣著，哀求我幫她一個忙。當我走進一所房內，我看見一個日軍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個哭得聲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個下流無恥的日軍，並用任何能夠讓人明白的語言向他呼喝。他丟下一句「新年快樂」就逃走了。他逃走時，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著一條褲子。
翻開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的日記，有很多是寫給日軍指揮官和日本大使館的抗議信，信中詳細記錄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槍斃」「砍頭」「強姦」這些名詞幾乎充斥了每一頁。
但是，日本人又怎會聽得進拉貝的意見？表示一聲「非常遺憾」，已經是最禮貌的回應了。
拉貝明白，不能只是寫日記。
4
首先，拉貝把自己那棟小樓，變成了一個難民收容所。
一開始，只是拉貝家附近的鄰居躲了進來，再後來，「躲進拉貝家就沒事了」這一消息開始迅速傳開，四周的難民開始向拉貝家聚集——只要能有一丁點地方空餘，拉貝來者不拒。
最終，拉貝家那不大的院子里，一共收納了600多名中國難民。那時正值寒冬，拉貝在院子里給他們搭了蘆葦棚，鋪了稻草。據當年住在拉貝家院子里的丁永慶老人回憶，天冷後地上潮濕，拉貝給難民們每人都發蘿蔔根，讓他們煮著吃祛濕。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拉貝努力給院子里所有的難民每天一人發一小杯米，一個星期發一次蘿蔔根和蠶豆。
「我知道很少，但我已經儘力了。」拉貝對他們說。
每一個在拉貝家院子里出生的中國新生兒，都會得到拉貝的禮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不少中國父母就把男孩取名叫「拉貝」，女孩取名叫「朵拉」（拉貝的妻子的名字）。
1938年的新年，拉貝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得到了一份預料不到的再好不過的聖誕禮物，那就是600多個人的性命。」
而對於難民們來說，能住進拉貝家的院子，不僅僅代表著可以滿足溫飽，保全家庭，更重要的是能夠保住性命和免遭羞辱。
倖存者湯英至今都忘不了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那天晚上，拉貝正好外出，有三個日本士兵從拉貝家院子的圍牆外翻了進來，尋找「花姑娘」。當日本兵用刺刀頂著一個中國女子要推出圍牆的時候，拉貝正好回家。「喇叭先生回來了！」所有的難民齊聲大喊——他們一直把「拉貝」喊成「喇叭」。拉貝像一頭怒不可遏的獅子一樣沖了進來，對著日本士兵用英語大吼，叫他們滾出去。日本士兵看著拉貝手臂上的納粹標誌，尷尬地想從大門走出去。但拉貝堅決不允許——他要求日本兵從什麼地方爬進來，就從什麼地方爬出去。日本士兵並不想在中國人面前丟臉，堅持要從大門走出去，於是拉貝大聲吼叫著，拔出了手槍。三名日本士兵只能乖乖地從圍牆上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圍牆的事其實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拉貝讓難民門組成巡邏隊，一發現有日本人翻牆進來就吹哨子，然後他就奔過來驅趕。每一次，拉貝都不允許日本兵從大門走出去，必須翻牆回去。
隨著投奔拉貝的難民越來越多，他也越發意識到自己這棟小樓對保護難民的重要意義。
在拉貝家的院子里，有一面很大的旗幟，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單做的。當初放這面旗幟是為了讓日本飛機看到不要投下炸彈，後來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後能夠「繞道而行」，放過裡面的難民。
那是一面納粹的黨旗。
5
但拉貝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只是要保護院子里的600多名中國難民。
早在南京保衛戰開打之前，拉貝就和南京城內20多名外國人，謀劃成立「中立區」，保護戰爭爆發後出現的大批難民。
在日軍攻城前，拉貝的公司、同事包括日本大使館的官員，都勸拉貝快點離開南京，但拉貝不肯。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在這個國家愉快度過，我的兒孫都出生在這裡，我的事業在這裡得到了成功，我始終得到了中國人的厚待。」
而他拒絕離開的原因，還因為他又多了一個頭銜：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
一開始，拉貝和他的外國同事擔心的，其實是中國潰敗的軍隊會帶來很多麻煩，在他們看來，「一旦日軍接管南京，一切就將變得安全有序」。
12月15日，拉貝還在自己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我們在寧海路的米鋪於12月15日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搜查，他們買走3袋米（3.75擔），只支付了5元錢。米市的現行價是每擔9元，這樣，日本軍隊共欠國際委員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