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中國湧現出了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他們痛定思痛，最先看到別人先進的地方，檢討自己的不足，提出改革的方案。但是，在那個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的舞台上，即便是最先睜眼看世界的人，始終都能把握得住方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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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27日這一天，在福州的郎官巷，一位69歲的老人離世了。
這個老人，生前曾享有盛名。康有為說他是「精通西學第一人」，梁啟超說他是「於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胡適評價他為「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但在晚年，他的一個行為卻又讓不少人不解，乃至非議。
他叫嚴復，我們知道他，是因為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他翻譯了《天演論》。
但其實，他值得我們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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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複本應該成為一名海軍軍官的。
嚴復出生於1854年1月8日，福建人。他的父親是一名醫生，但在嚴復13歲那年，父親因為在搶救一名霍亂病人時被傳染，結果不治身亡。父親是家裡的頂樑柱，嚴復家頓時就陷入了困頓。
就在這一年，當時的船政大臣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在福州馬尾創辦福州船政學堂，對外招生。按嚴復家裡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意願，他應該走上一條參加科舉考取功名的道路，但和母親商量了之後，嚴復毅然選擇了這個當時傳統家庭都不願意報考的新式學堂。
有什麼理由嗎？最大的理由其實就是沈葆楨貼出的招生章程：「凡考取者，飯食及醫藥費全部由學堂供給；每月給銀四兩，還有獎學金；五年畢業後可進入水師領工資。」
每月四兩銀子，已足以養活全家，誘惑實在太大了。
嚴復是以筆試第一名的成績考進福建船政學堂的。他的同學都有誰呢？報出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詳：鄧世昌、林泰曾、劉步蟾、方伯謙——沒錯，嚴復的同學們，後來撐起了大半支北洋艦隊。
在船政學堂的五年里，嚴復系統學習了英文、數學、電磁學、光學、熱學、化學、天文學和航海術等課程。1872年，嚴復以最優等的成績從航行理論科畢業，然後上艦實習。
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嚴復，字幾道。
當然，福建船政學堂的這五年對嚴復的改變，絕不是一個名字那麼簡單。可以說，這是嚴復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轉變——
從一個一心想學好八股文考科舉的學子，轉成了一個迫切想了解近代西方科學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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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23歲的嚴復出國了。
他是作為中國海軍選拔出的12名最出類拔萃的人員，公費派往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學習航海術的。
到了英國後，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三人直接上艦實習，剩下的9名學生參加了皇家海軍學院的考試，其中嚴復、方伯謙、林永升、薩鎮冰（此人後來做到清朝海軍總司令、民國海軍總長）等6人通過了入學考試，成了這所皇家海軍學院創建以來的第一批外國留學生。
嚴復在英國前後待了兩年，在這兩年里，嚴復提升的絕不僅僅是在航海術方面的知識，而是對整個西方社會的認識。
在清朝駐法國公使郭嵩燾的提攜下，嚴復和同學們一起去法國巴黎參觀了「世界博覽會」，大受震動。嚴復還利用休息日去旁聽英國法庭的開庭，看到原告和被告坐在一間房間里，有專門的律師為雙方辯護，這種聞所未聞的景象，讓嚴復「歸邸數日，若有所失」。
嚴復開始漸漸思考一個問題：西方比我們強，真的只是靠「船堅炮利」？
帶著這個問題，他和年長他35歲的駐法公使郭嵩燾成了「忘年交」，因為兩個人的觀點在這一點上完全一致：中國如果只是學習西方列強的海軍、陸軍，只是買船、造炮、練兵，那只是學了皮毛，是不可能富強起來的。
1878年，一年前考進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6名中國學生都以優異的成績修完了學業，在郭嵩燾的提議下，嚴復被點名再留下學習一年。
在多出來的這一年裡，嚴復讀了大量當時在歐洲非常流行的書，這些書的作者，是達爾文、赫胥黎、亞當·斯密、斯賓塞、盧梭、孟德斯鳩……
1879年7月，嚴復再次以「頭等」的成績從皇家海軍學院畢業。按照原來的計畫，他應該再到英國的軍艦「紐卡斯爾」號上去實習一年。但是，國內來電，召他儘快回國。
原來，福州船政學堂急需人才，需要他回去當老師，傳授自己的所學。
於是，嚴復收拾行囊，啟程回國。
這時候的他，已經經歷了第二次轉變——
從一個渴望學習西方先進知識的青年，到一個已經對西方社會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並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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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回國後沒多久，就被調到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教。
北洋水師學堂是一所新式海軍學校，嚴復在校任教期間，培養了一批大牛的人物，比如後來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的黎元洪、後來成為南開大學校長的張伯苓、著名翻譯家伍光建等。
不過，一場顛覆整個中國命運的戰爭，打破了嚴復安心教書育人，讓中國富強起來的幻想。
這場戰爭，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對嚴復而言，有著遠超普通人的刺激和傷害：在北洋艦隊里有無數他的同學、學生、朋友。尤其是他當年的那批同學，在艦隊里都已經擔任高級指揮官，但在甲午海戰中，殉國的殉國（鄧世昌、劉步蟾），自殺的自殺（林泰曾），被處斬的處斬（方伯謙），幾乎全軍覆沒。
嚴復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後不久，還曾隨清朝自主設計的第一艘近代巡洋艦「揚威」號訪問過日本的長崎和橫濱。當時日本還在建設海軍，在港口，無數日本民眾聞訊趕來，用羨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視清朝的軍艦——才20年，乾坤已經逆轉。
當時，嚴復稱自己經常「夜起而大哭」，在給朋友的信中，他曾寫道：「心驚手顫，書不成字。」
但又能怎麼辦？這場戰爭讓無數的中國人從睡夢中驚醒，但新的出路，又在哪裡？
而嚴復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裡的那支筆。
他開始了第三次轉變——從一個安於育人的教書匠，轉變為一個開始不斷用文字去喚醒世人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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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國的農曆新年剛過，嚴復就開始出手了。
在天津的《直報》上，嚴復連續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四篇文章，這四篇文章的主旨都只有一個：呼籲改革。
和李鴻章提出的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樣，嚴復也指出：「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國人當初蔑視的「夷狄」，早就不是以前概念中的那種沒開化的蠻夷了（「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
在這些文章里，嚴復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態度：「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
後來維新派的很多理論基礎，其實多來自嚴復的理論和文章。而嚴複本人，也是「維新變法派」的忠實擁躉。
1897年，43歲的嚴復在與人合辦的天津《國聞報》上，開始連載他翻譯的最為後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
以《天演論》為代表，嚴復從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譯了8部西方的哲學和社科類名著，他的觀點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強大，不在於武備，而在於人們的心態和國家的制度。
在翻譯的過程中，嚴復還提出了自己的翻譯理論，那就是後人所熟知的「信、達、雅」。「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實、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達」（expressiveness）指譯文通順、流暢；「雅」（elegance）可解為譯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達、雅」這三字標準，對中國翻譯文學的影響持續到今天。
不光是寫作和翻譯，嚴復更是親身投入了教育事業。1905年，嚴復協同馬相伯先生創立復旦公學，嚴復是復旦公學的第二任校長。
1911年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受當時的教育總長蔡元培推薦，嚴復又成了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當時的北京大學百廢待興，經費奇缺，嚴復殫精竭慮，利用個人關係向外國銀行貸款7萬元，終於讓北京大學順利開學授課。
經歷了三次轉變和提升後，嚴復的人生走到這裡，可以說是相當圓滿了。年近60的嚴復當時的社會地位非常高，人們對他的評價也都非常好——關鍵是，嚴復配得上那樣的讚譽。
然而，沒多久之後，嚴復的人生卻出現了一個離奇的拐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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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14日，一個新的政治團體成立了，這個團體，叫作「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