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篇 一寸山河一寸血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背後

你如果沒聽說過抗戰期間的二十九軍,那你應該聽說過赫赫有名的「大刀隊」;如果你沒聽說過「大刀隊」,那你肯定知道有一首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今天,我們就要說說這首歌曲背後的故事。對不起,可能這個故事,並不像我以前的故事那樣,能讓你熱血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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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6日這一天,西北軍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接到了一紙軍令:將部隊布防冷口經董家口、喜峰口、羅家峪至馬蘭關一線的長城關口。

這一刻,二十九軍上下都知道:要和小日本真刀真槍幹了!

這一年,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兩年。

在佔據了東北三省後,野心膨脹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早已抑制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將手伸向了華北。

1933年元旦夜,日軍炮擊山海關,兩天後,將刺眼的太陽旗插上了「天下第一關」。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兩個營全部殉國),後方東北軍元老、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逃。

日軍隨即向延綿的長城一百多個關口發動全面進攻。

長城,在中華民族心目中有特殊的含義。當長城烽煙燃起的時候,就是中華民族抵禦外敵,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刻。

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受命加入的,就是「長城抗戰」,而讓二十九軍一戰成名的,就是這場大抗戰中的「喜峰口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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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喜峰口大捷」,歷史教科書上已有不少交代,我們這裡只再做一個簡要的回顧。

3月6日,二十九軍接到軍令,3月7日,二十九軍接防喜峰口陣地。3月9日,日軍鈴木、服部兩個旅團進犯喜峰口,並率先搶佔高地。從9日夜到11日夜,二十九軍與日軍展開血戰。12日凌晨,二十九軍109旅旅長趙登禹身先士卒,率500人大刀隊夜襲日軍陣地,刀光飛舞,日軍鬼哭狼嚎。據戰報,共砍死砍傷敵人逾千名,繳獲坦克11輛、裝甲車6輛、大炮18門、機槍36挺、飛機一架,還有日軍御賜軍旗、地圖、攝像機等。

這就是著名的「大刀隊」夜襲。後來,作曲家麥新在上海為此專門譜寫一曲,就是現在我們都耳熟能詳的《大刀進行曲》。

3月16日,日軍放棄喜峰口,改向羅家峪進攻。「喜峰口大捷」由此聲名遠揚,而二十九軍和他們的「大刀隊」更是名震天下。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方面在一敗再敗、退無可退的情況下,第一次讓氣焰囂張的日軍受挫,確實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但我們今天要講的,不是這場大捷,而是這場大捷背後所體現的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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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是這場戰役的本身。

二十九軍在「長城抗戰」中以「喜峰口大捷」一戰成名。但整場戰役,其實不是二十九軍一家在打。

事實上,除了二十九軍這支西北軍外,在「長城抗戰」中浴血奮戰的,還有東北軍和中央軍。

其中,東北軍王以哲的一〇七師,以及中央軍第十七軍的關麟征二十五師,在古北口以及南天門一帶的陣地打得尤為慘烈,是整個「長城抗戰」中時間最長、過程最激烈的戰鬥。

但這場各路軍隊彙集,倚仗長城險關,與日軍殊死一戰的「長城抗戰」,最終其實是失敗了。

「長城抗戰」中中國軍隊一共投入了約30萬人,而作為對手的日本關東軍,一共只有8萬人(其中包含3萬偽軍)。中國軍隊傷亡4萬人,而日本軍隊,根據他們自己公布的數字,是2600人。

到了1933年5月,中國軍隊防守的各路長城陣地已呈現崩盤之勢,只能全部撤退。無奈之下,國民政府只能和日本簽訂《塘沽停戰協定》。

這無疑是一份恥辱的協定。協定規定,雙方在長城以南設置100公里的「非武裝地帶」,中國軍隊全部撤出,不能越過警戒線。日本軍隊可以用飛機或其他方法偵察長城以南地區,中國方面還應該提供保護並予以各種便利。

更重要的是,《塘沽停戰協定》實際上是承認了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的「國界」。

從此以後,華北門戶大開,無險可守,日軍可以輕易直取北平和天津。

「長城抗戰」是中國正規軍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第一次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在正面戰場上與日本軍隊拉開架勢打的一次戰役,但結局,卻和他們想得不太一樣。

所以,當全國民眾都在慶祝「喜峰口大捷」的時候,很少有人會在意宋哲元戰後的一句感嘆:「我以三十萬大軍,不能抗拒五萬敵人,真奇恥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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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多,心又齊,怎麼會打成個「奇恥大辱」?

這就要說到第二個問題了,那就是二十九軍的「大刀隊」。

「大刀隊」一戰成名,二十九軍人人背一口大刀,當時讓國人無不嘖嘖稱奇。但是,卻很少有人會去問:他們為什麼要背一把大刀?

原因很簡單:因為二十九軍窮啊!

當時二十九軍的裝備,在全國範圍內,可能也就比川軍稍微強一點:整個軍(當時2萬多人)只有野炮、山炮十餘門,重機槍加在一起不過100挺左右,每個連只有兩挺輕機槍。全軍用的步槍,1/3是自己造的土槍,子彈也嚴重不足。

在這樣的情況下,馮玉祥只能下令,包括二十九軍在內的西北軍人人佩一把大刀。之所以是大刀而不是軍刺刀,還是因為軍刺刀對鋼的要求高,規格也嚴,而大砍刀相對製作工藝要求低,中國普通的鐵匠鋪都能打造。

二十九軍的「大刀隊」,其實是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力與日本軍力的一個折射。

就以鋼產量為例,在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前夕,日本每年的鋼產量是8.7萬噸,而中國呢?是700噸。

事實上,「大刀隊」奇襲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夜色掩護和出其不意。實事求是地說,如果真的換到白天的白刃戰,即便西北軍有習武的傳統,沉重的大砍刀是否真的能砍瓜切菜一般對付當時日本步兵上了刺刀後的「三八大蓋」,還真的不敢下定論(日本步兵對刺刀拼殺有極為嚴格的訓練,抗戰時無論國民黨軍隊還是八路軍都承認日本的單兵素質遠勝中國)。

還有一點,當時國內媒體沒提到——當然,他們也未必知道——「大刀隊」夜襲後撤退時,遭到了日本軍隊的密集火力射擊,傷亡大半。

所以,當時有個叫黃紹竑的桂系將領,在參與「長城抗戰」後,對當時國內媒體的報道發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當時的媒體是怎麼報道「大刀隊」的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天津的《益世報》,報道稱:

我們喜峰口的英雄是光著腳、露著頭,使著中古時代的大刀,……搶回了山,奪回了嶺,收回了喜峰口,俘虜了幾千個日本人,收到了幾千枝日本槍,捉住了許多輛日本坦克,抬回來許多架日本開山炮。這個故事,豈不比(法軍守衛)凡爾登的故事還威武!還壯烈!還光榮!還燦爛!

黃紹竑在「長城抗戰」停戰後,在上海對《申報》館的老闆史量才說:新聞界不去鼓吹正規軍的新式武器,而來鼓吹大刀隊,不是又要演出義和團的老把戲了嗎!

話雖說得刺耳,但也確實引發人們的一個感慨:都已經進入20世紀30年代了,我們的子弟兵竟然還揮舞著冷兵器時代的武器,去和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肉搏,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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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會說,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於是,就要說到第三個問題,關於人的問題。

這個人,就是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

如果你只憑歷史教科書關於宋哲元這個人寥寥幾筆的敘述,是很難理解這個人的轉變軌跡的——從1933年全國皆知的抗戰英雄,慢慢蛻變成優柔寡斷、畏首畏尾的官僚,到最後差點與日媾和,做了漢奸(有史料表明他後來已派人和土肥原賢二接觸)。

這到底是為什麼?

看了1933年「長城抗戰」後華北一帶的變化,你就不難理解了。

1933年的《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後,國民政府的部隊撤離了長城一帶,華北出現了權力真空,宋哲元成了實際上的最高行政長官。在這樣的機遇下,宋哲元大力擴充部隊,二十九軍從原來的區區2萬多人,擴充到了10萬人,武器裝備也上了一個檔次(全軍配備的輕機槍比中央軍配備的還要多)。

隨著勢力不斷擴大,宋哲元的地盤已經囊括了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座大城市,並坐擁領地內的稅收。

有槍,有人,有錢,有地盤,然後會滋生什麼思想?沒錯,就是軍閥思想。

在握有華北地區統治權後,宋哲元一方面找出百般理由,嚴格禁止中央軍進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又和日本人周旋,他希望以自己的種種退讓,換得日本人對他統治華北的實質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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