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這裡演講時指出，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學發表的演講本質上是批判性的：上周我在這裡做的演講也是如此。我試圖釐清美國外交中挑戰與回應的關係。當回應似乎不足以應對挑戰的時候，我試著找出在分析上或概念上導致這種失敗的弱點。因此，批判就承擔了這樣的任務。昨晚最後一個演講之後，我忽然想到，你們中的一些人一定會問：我們做過什麼正確的事情嗎？
如果這就是你正在思考的問題，那麼我意識到我的錯誤在於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我們當然做過正確的事。並且我們做了很多正確的事。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是政治韜略中的一個重大舉措。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總體上非懲罰性地對待被打敗的敵人樹立了我們的聲望。我敢肯定，有許多有益的經濟援助計畫的案例。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震、水災或是饑荒的案例中，我們有益而慷慨地介入。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1920年和1921年我們在俄國實施的重大的饑荒救濟計畫。1963年，我們駐守在德國的軍隊派遣的美國野戰醫院迅速及時地救助了斯科普里（Skopje）地震的災民，作為美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這一驕傲永在我心。
此外，我們本來會做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都智慧地避免了；為此，某些美國政治家值得高度評價，雖然他們很少得到這種評價。因此，我們的記錄絕非都是失敗的。總之，我們沒有什麼需要羞愧的。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里，如果在廣袤的北美大地上一個偉大的世界強國（這是不可避免的）順勢而起，這個國家心存和平、慷慨大度，自其建國至今，別無二致，那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應該心存感激。自獨立以來，我們對我們的世界環境的冒犯，一般說來，不是出於要給他人帶來傷害的願望，或是確立自己對於他人的強勢地位，而是源自我們打擊貴族和彰顯自己的努力。但是，正如它所做的，人類個體反思自身缺點比反思美德更有教益。因此，我也認為，國家社會從其失敗中學到的比成功中的更多。對失敗的反思會喚起謙遜——這是我們美國人能夠更好地利用的東西。對成功的反思很容易招致失敗前的驕傲。因此，我將繼續討論我們思考出錯的地方和我們犯錯誤的地方，這需要你們繼續保持耐心。
回顧已經說過的話，我發現在芝加哥和這裡，我談論的主要都是與非歐洲世界有關的政策。但是，在我討論的1950年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事情——與我上周在這裡提到的事情之間有很大不同。儘管在美西戰爭中，沙文主義（jingosim）和對激動人心的軍功的渴望起了作用，但是，我在芝加哥演講中注意到的大多數錯誤都是我剛才提到的那種類型：我們這邊的某種道德主義和法律至上主義的故作姿態——尤其是對我們自己，渴望表現得比我們實際上更加明智和高貴一些。另外，在朝鮮和越南的案例中，一些更為嚴重的事情牽涉其中，也就是它們給我們這樣一種印象：自從這個共和國誕生以來第一次遭遇了一個強大的、可怕的、冷酷的敵人。這個敵人一心一意要置我們於死地，它有給我們造成巨大傷害的必要手段，甚至就在我們國內也是一樣。這種情況帶給我們恐懼、仇恨、反應、反應過度，甚至是誘惑。相比之下，我們早些年很是孩子氣的故作姿態和虛榮就顯得天真而幼稚。
毫無疑問，這將我帶回到二戰時代後重大而真實的挑戰面前——這一挑戰包含這一事實，即這場戰爭結束時，兩個現代傳統強國差不多淪為二流軍事國家——這兩個國家即蘇聯和美國。然而，在軍事意義上，由於其他強國在地理上介於這兩個國家之間，之前這兩個國家相距甚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消除了這種分離，使它們各自的軍隊，在歐洲中部和北太平洋地區彼此離得很近。與幾十年前不同，現在，它們之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緩和它們可能會有的任何嚴重政治分歧的影響。所有這些加上國家核武庫與其發射系統這一史無前例的、非常令人困惑的因素，使任何一個所謂的超級大國都能把核彈投射到對方國內，給對方施以雖無法預知但顯然極端可怕的傷害。因此，實際上，每一個超級大國都成了對方的人質。因此，現在美國面對的挑戰是如何應對這種全新而又聞所未聞的危險。這一挑戰歷史上前所未有——無論我們自己還是其他任何國家的經驗中都沒有先例。
我認為，這種情況下犯錯誤不足為奇。無疑，不僅我們犯錯誤，蘇聯也犯錯誤。與我們相比，對俄國人來說，挑戰也一樣不同尋常、令人困惑。當涉及我們的錯誤時，我想簡要論述，我不希望你們以為我把莫斯科犯的錯誤都忘了。我也不希望你們覺得，我認為我們的應對方法都是錯誤的。毫無疑問，我們也做了很多必要的、深思熟慮的、建設性的事情。
我仍然認為此間我們仍犯有錯誤，而且有些還是重大的、影響深遠的錯誤。由於這些錯誤中的某些錯誤，對我來說，似乎直到今天仍然在扭曲和困擾我們的政策，給我們自己和世界其他國家帶來重大危險，因此我別無選擇，只有提及它們。
這些錯誤中的一個類型，包括我在第一個演講中提到的錯誤。這些錯誤包括，將蘇聯領導人所沒有的目標和意圖加之於他們，並倉促得出結論：蘇聯領導人就像希特勒及同夥，他們均受軍事征服的慾望鼓舞具有同樣的對外軍事侵略時間表，只有用應對希特勒的辦法才能有效應對蘇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俄國人對他們軍隊的複員沒有達到我們的程度，這一事實給以上觀點提供了實質性內容。他們在東歐和中歐留下了一支地面部隊，其規模遠比其西歐的對手大的多。他們對其佔領的東歐和中歐各國人民非常冷酷無情，以此使每個人都感到驚恐。他們與我們打交道時詭計多端、遮遮掩掩，很顯然，他們希望通過政治影響和權威等各種不同手段，將他們佔優勢的影響力（如果不是他們直接的權力）全力擴展至西歐——這是以西歐人民的自由為代價的。我所討論的時代，畢竟還是斯大林時代。
實際上，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克里姆林宮的人對我們不友好的證據。這些是我們和西歐人民所面對的一個在歐洲大陸和世界其他地方爭奪影響力，實際上是爭奪權力的強大而可怕的競爭者的證據。但是，這不是蘇聯領導人想擴大他們的影響，發動其武裝力量對西歐和日本發動某種全面進攻的證據。然而，這卻是我們匆忙做出的結論。其結果影響深遠。
戰後我們犯的第二個錯誤與我們將核武器作為我們軍事地位的主要依靠有關係，也與我們希望以核武器確保我們在戰後時代的軍事和政治優勢的信念有關係。我們犯的最簡單的錯誤就是認為武器的有效性與它的毀滅性直接成正比——不僅是攻擊敵人武裝部隊的毀滅性，還有攻擊其人民和民用經濟的毀滅性。我們忘記了，戰爭的目標是，或應當是以最低限度，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完全破壞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忘記了，一種合宜的武器不僅必須具有毀滅能力，還須具有判別能力。最重要的是，我們忽略了這一強有力的證據：從長遠來看，核武器與自殺式武器無異，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巨大的毀滅性，加上別人也會研發它這一鐵定的事實，還因為它很可能引發的環境影響。在我看來，通過致力於這樣一種自殺性的和不適合任何一個理性的軍事目標的武器，我們招致了很大的責難：將國際社會的大部分國家引入世界上迄今所知的最危險的、宿命般的軍備競賽。
依我之見，正是這兩大錯誤，不僅導致了我們的思想極端軍事化，而且導致了我們生活的極端軍事化。這已成為戰後時代的標誌。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我們自己的社會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它導致了我和很多其他人認為的對我們國民經濟的嚴重扭曲。我們被迫使我們自己習慣每年的花費，我們的國民收入很大部分都花在武器的生產和出口上，以及軍隊設施的維護上——這些用途沒有增加我們經濟的實際生產能力，只是每年剝奪我們成千上萬的美元，否則，這些錢會用於生產投資。這種習慣已經上升到這一地位，我斗膽稱之為「真正的國家嗜好」。沒有最嚴重的脫癮癥狀，我們不能使自己改掉這個習慣。除了其他數百萬的穿制服的人，數百萬的人已經習慣於從軍—工複合體中求得謀生之道。數以千計的公司依賴於此，更不用提工會和社區了。這是我們極端不穩定的預算赤字的主要根源。生產和出售武器的人和華盛頓購買武器的人之間形成了一個複雜而非常危險的聯繫。換句話說，從和平時代巨大的武器設備的維護以及出口大量的武器給其他人的過程中，我們創造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冷戰中的既得利益。我們使自己依賴於這一令人反感的國家實踐——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公平地說，如果我們沒有使俄國人和他們的所謂的邪惡成為正當的理由，我們也會創造一些對手來取代他們的位置。
整個任務中的不必要的浪費、引起如此多重複勞動的軍種間的競爭、我們用于軍事經濟和民用經濟的成本與收益上的雙重標準、國會關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