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三年前的這樣一個春天，我去芝加哥大學作演講，一共六講——作為對我一年多前愉快地接受的邀請的回應。那時我還是一位政府官員——一位外交官員，確切地說——正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度過一個長假。這些演講是我平生首次應邀發表的學術演講。這些演講的主要內容是美國對外關係中的若干歷史事件。因為那時我對美國外交史的無知程度比現在更甚，我主要利用自己二十四年的外交經驗，努力從經驗給我的教訓出發考慮所討論的那幾個事件。
令人高興的是——這些演講被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以題名為《美國大外交》的小冊子正式出版。這個小冊子在美國通常似乎被作為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係課程的課外讀物使用。令我吃驚的是，我聽說這本小冊子仍在印刷出版。大概你們中的一些人已經不得不隨後在什麼地方讀它了——它讓你快樂還是讓你厭煩就不是我關心的問題了。
看過那本小冊子的人，無論如何都會想起那些文章就其性質而言，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批評性的。就這些演講的分析性意義而言，我努力去發現，當每個美國政治家帶我們到這些不同的國際事務中遠足的時候，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就演講的批評意義而論，在檢查了這些知識和政治動機之後，與當時的現實情況相對照，在當時的情勢下我們認為我們是反應性的；我也與我們所達到的結果相比較，依次來評估這種反應的充分性。
這種探究的結果並不十分令人鼓舞，我擔心，它們使這個國家將其所能有效地投入遠超其邊界的冒險中去。
第一個演講論述的是1898年的美西戰爭（Spanish-Ameri War），我發現在我們所說的參戰的所有原因中，「沒有太多的嚴肅認真的思考」和「沒有太多謹慎而又有條理地評估我們的國家利益」。我發現一旦我們投入戰爭，在武裝力量的方式上，我們不是受任何深思熟慮的概念——什麼是我們想要的，為什麼——的指導，而是受「大眾情緒、政治壓力和政府內部的陰謀」的指導。
就以在第二個演講中討論過的門戶開放事件來說，我得出結論：在這個案例中，美國的公眾輿論很容易被蒙蔽，將門戶開放視為美國治國才能中的一個偉大的外交創新。實際上這個所謂的外交創新只是我們對所知甚少的情況做出的自命不凡而無用的姿態。
在第三個演講中，我論述了從1900年到1950年這半個世紀中，我們與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我的結論是：這些關係反映了我們自己對待中國的一種好奇的，但是卻根深蒂固的多愁善感。很顯然，它起源於它給我們的一種愉悅，將我們自己視為那些不如我們幸運、不如我們先進的人們的高尚的保護者、恩人和師長。在這種自我沉溺中，我不禁看到了民族自戀的一種形式——集體的自我欣賞——對我來說，很多美國人都樂於此道。我認為，這種傾向只能掩蓋內心深處、潛意識中的不安全感——一種使我們自己安心的需要——與我們自命不凡的外部行為形成鮮明的對照。
因此，在同一個演講中，我轉到我們對待日本的消極的和批判的態度。這些無疑是我們對中國屈尊俯就和關切保護態度的映像。我們對日本的不滿，很大程度上似乎集中在當時日本在東北亞大陸上所佔據的位置——尤其是在朝鮮和滿洲。在法律和道德上，我們將對這些地方的佔據視為錯誤。因為在法律與傳統的意義上，這些地方不是日本的領土，卻被日本人佔領了。我不同意這一觀點：指責我們正在努力將我們自己的守法主義和道德主義的標準適用到實際上幾乎沒有什麼聯繫的環境中去。我認為，我們不能自命為他人的道德裁判，最好還是從活躍在那個地區的各種民族主義力量中找到一種穩定的權力均勢——俄國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從道德平等的角度看，在他們中間很少能作出選擇。在將日本從其在亞洲大陸佔領的地方挖出去的努力中，我認為，我們忽略了一個極大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成功了，比起我們搬開日本人，填補這個權力真空的很可能是我們更不希望的某種權力形式。這一點確實已經被證實了。
因此，值得回顧的是，我所談論的演講是在朝鮮戰爭期間發表的。我們早期缺乏對日本利益的理解；當我們不能提出有希望的替代方案時，我們堅持把日本人從他們的位置上搬走。作為對這一切的一種諷刺性的懲罰，我不禁看到，我們已處於朝鮮半島這個不令人愉快的位置上。基於這個例子，我試圖指出：我們在外交政策中的選擇並不總是好與壞的選擇，更多的是在大與小的惡之間做出取捨。
第四個演講談論的是我們所參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家也許還會記得，我們參加1917年戰爭的表面原因是德國人侵犯了我們的中立地位；我指出了參加戰爭來保護自己的中立地位的荒謬性——為了保護自己的中立地位而放棄中立地位的荒謬性。然後，我也不得不指出，當我們想方設法置身一個當下的國際爭端之外時（就像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做的），結果可能是前後矛盾的，可在這種情形——當我們被迫捲入其中——下，我們突然發現自己在為偉大的道德事業而戰，我們文明所有的價值因此身陷險境。如果對抗帝國主義德國的戰爭真的是這樣一種偉業（實際上，不是），那麼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被迫參加戰爭，應當自願進入戰爭。但是，如果戰爭不是這樣的偉業，那麼我們不應使自己因我們的中立地位被破壞這樣的瑣碎的小事參戰。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最後一個在演講中談論的特殊的美國參與問題。我再一次批評了一旦我們參與其中，美國人就將衝突理想化的趨勢。對於這場衝突，我們儘力保持超然物外。由於日本人攻擊珍珠港以及隨後德國對我們宣戰，我們才被迫捲入這場衝突。但是，我也強調我們的失敗，實際上，我們拒絕承認：我們在那場衝突中取得的勝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被抵押出去了。由於我們以及我們的盟友的軍力不足，只有在俄國的大量援助下，我們才有希望打敗德國。對於這樣一個不可或缺的援助，註定要（實際上已經）付出巨大的代價。目前德國和歐洲分裂和不穩定的局面，實際上反映出我們不能比1945年的俄國人更早到達中歐，這僅僅是部分代價。如果我們意識到我們軍事努力的可能結果的可悲的局限——如果我們意識到，我們沒有強大到足以將這場戰爭引入我們想要的結果——那麼我認為，我們就不會用我們的勝利所擔保的和平與光榮的國際秩序的美夢欺騙自己。
芝加哥演講中討論的事件就說這麼多。現在，讓我說說在戰後時期，我們在遠東地區主要參與的活動。我從朝鮮說起。
請記住戰爭末期太平洋的局勢。我認為正確的是，我們堅決拒絕允許俄國在佔領戰敗的日本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在朝鮮半島，正如我們在中歐做的一樣，我們以蘇聯軍隊在半島的北部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告終。我們在南部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兩個強國之間沒有就這個國家的未來達成協議。
戰後初期，在確定美國對戰敗的日本人政策的過程中，麥克阿瑟將軍是最具影響的人，似乎當初就設想了一個永久解除武裝的、中立的日本。我自己的想法（我仍然認為有充足的理由）是，我們應當堅持這個原則。我認為這是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在戰後歲月里，日本將不能被作為美國的軍事或海軍基地，對俄國人來說，這一處置使其佔得重大優勢，作為對我們同意一個中立、非軍事化的日本的回報，俄國可能會同意在整個朝鮮建立一個民選的，大概溫和的政府。
但是，到1949年底，華盛頓發生了一些事情，這些事情對我們所有的戰後政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於1947年冒昧提出的「遏制」概念，是針對我和其他人所相信的斯大林共產主義的政治擴張的一種危險而提出的——尤其是這一危險，受莫斯科鼓舞和控制的當地共產主義者，或許會在德國和日本被擊敗的工業城市獲得控制地位。我不認為，其他了解蘇聯的人也不認為，蘇聯針對主要的西方大國或日本的軍事進攻無關大礙。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政治危險，而不是一個軍事危險。歷史證明了這個結論。但是，出於一些我絕難理解的原因，到1949年，華盛頓的很多人——在五角大樓、白宮，甚至是國務院——似乎得出這一結論：在不久的將來，有一種蘇聯不受拘束的真正的危險，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直到今天，歷史探究中最有趣的主題之一，就是在當時，為什麼這一結論在華盛頓會變得如此流行。我反對這一結論，我的同事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也反對：但我們兩人都沒成功。我只能將此歸因於美國人接受這一觀念的困難：有一個政治威脅，尤其是來自一個軍事強國，這個軍事強國也不主要是一個軍事威脅。尤其強有力的是，在軍營中，似乎有直接得出這一結論的誘惑：由於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領導者對我們懷有敵意，由於他們是全副武裝的，並且嚴重挑戰了我們的世界領導地位，因此，他們就像最近記憶中的納粹，希望並傾向於同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