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國人抵制當前克里姆林宮掌權者的觀點與做法的特有敵意深刻表明，他們相信，也希望——別的持不同觀點和做法的俄國人能夠代替我們所知的克里姆林宮現在的掌權者。然而，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我們心中有沒有關於這種新觀點和新做法的明晰的概念，美國應該如何作為以促進它們的發展。特別是當前，這個星球上的兩種制度已經導致無處不在的緊張與不安，及其對這種情形繼續的極端失望。就很多人而言，現在有一種傾向，他們不再對一個更能接受、和往昔不同的俄國心存幻想，或者甚至將這個可以接受的俄國的形象等同於在未來的戰爭中是否能戰勝俄國的問題。僅從對一場可能的戰爭的思考而言。許多美國人已經開始回覆到美國人主觀臆斷的壞習慣，僅僅盤算一場可能的戰爭，認為軍事決定具有某種最終的、積極的作用——決定某種事物的結局，而且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而不是某種事物的開始。
當然，除了對戰爭的流血犧牲的考慮外，沒有比這更大的錯誤了。針對蘇聯的戰爭可以說成是軍事上的相對成功（我們必須牢記，這種戰爭不可能比相對成功收穫更多），就戰爭本身來講，它幾乎或者根本不能保證取得我們想要的結果。它頂多只會讓已有問題的不同方面變得更加緊迫，無論如何，每一個反對蘇聯行為的美國人必須始終不渝地記住這一點，不管是否對蘇聯開戰。那就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那種俄國的問題。我們說，這種俄國，我們便於和其共存於世，這樣的俄國會允許一個更加穩定的世界秩序，這樣的俄國之於我們的追求更加現實和適合。
一個與現在不同的更可取的俄國產生的可能性問題實際上並不是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戰爭本身不會帶來這樣的一個俄國。確實，軍事手段之外，除非輔以很多明智和持續的努力，事態不會向那個方向發展。持續沒有大規模戰爭不妨礙不同的俄國的出現。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所有這些都有賴於很多人做其他很多事情。並不是所有這些事情都能由美國人完成。甚至就直接行動而言，很多事情美國人也做不到。但是我們影響結果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很多時候有能力以不同方式影響這種平衡。因為這種原因，我們與俄國的未來的關係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與關注。當我們努力決定這件事時，有兩件事最為重要：（1）我們必須知道我們需要什麼；（2）我們必須知道如何表現以促成而不是妨礙我們目的的實現。「促成」這個詞是經過深思熟慮後使用的。因為我們是和一個外國政府打交道，我們的作用充其量只是起到輔助作用，只是對其他國家必須發揮的更加重大的作用的補充。
二
作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夥伴，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俄國呢？
也許這裡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們就別指望這樣的俄國。這樣的俄國——我們沒必要指望——是很容易描述和想像的，因為它應該是一個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國家，有著與我們自己的共和政體極其相似的制度。
如果我們首先考慮經濟制度問題，我們會立刻發現俄國人很少知道已為我們國家所熟悉的私人企業。甚至在革命前的年代裡，俄國政府經常嚴密控制一系列的經濟活動，尤其是運輸和軍火工業。在我們國家，這些工業傳統上，至少正常情況下是私人的。誠然，在俄國歷史的早期年代，有很多擁有俄國私人企業的著名家族，因其在未開發地區的相關領域大膽的商業開拓活動而著名。但是總體而言，俄國的私人資本明顯主要集中在貨幣交易領域，而非商品生產方面。大的國內商業集中在貿易行業，而非製造業。商業也不像在西方那樣享有很高的聲譽。的確有一個傳統的、精明的俄國商業階層，但是這個階層沒有因為自己廣闊的視野或他們對其社會責任的任何開明觀念而受到普遍關注和尊重。俄國文學中關於這個階層的描繪總體上是負面和令人沮喪的。佔有土地的貴族們的口味與偏見主導社會生活，他們恥於從商，自然避免參與其中。實際上，俄語中從來沒有一個與我們的「實業家」類似的單詞，俄語中只有「商人」這個單詞，但是這個詞的內涵並不總是令人愉快。
當俄國在世紀之交以一種突然衝刺的方式變成工業國時，就國家與社會總體而言，顯然缺乏一種適當的關於責任與節制的傳統，去應對這種新的張力。這種工業發展，其推進主要基於個體企業而非廣泛分布的法人所有權的基礎之上，其標誌就是社會財富突然積累到個人或家庭手中，而這些個人或家庭往往並沒有為這種富足做好準備。通常情況下，在他人看來，這種財富消費模式和財富積累手段一樣很少受人尊敬。個體的資本家和工人比鄰而居——更確切地說，很多工廠主就住在自家工廠的院子里。這種狀態與馬克思所描繪的工業革命時的早期資本主義更加相似，與先進的西方國家的情形則相去甚遠。這種情況也許與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實現有很大關係。俄國工業資本家通常引人注意：體態圓胖，間或（並非經常）粗俗麻木，同早期共產主義漫畫上的一樣。
所有這些都表明在20世紀初，沙皇俄國的任何私人企業，在民眾眼裡，沒有獲得任何與老資格的商業國家的私人企業所有的類似的尊重與地位。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會獲得這些。不過它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在穩步提高。在革命前的歲月里，俄國事實上存在富有成效並且兼具革新精神的企業管理的成功範例，而且數量不斷增加。
但是，不要忘了所有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革命後的三十三年已經過去了。在蘇聯生活的艱苦環境里，三十二年的歲月見證了整整一代人的離去。在能影響當前俄國事件進程的人中，只有無足輕重的少數人還會議論革命前的這段日子。年青一代對這些事情沒有任何理解與概念，只知道蘇聯政權已經強制實施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們這裡所討論的甚至都不事關當前，而是著眼於遙遠的未來。
將這些瞭然於胸，我們會發現俄國人對企業知之甚少，不能建立類似我們所知的私人企業制度。這並不是說這種理解不會有朝一日發展起來。如果環境有利，這種理解也會有所發展。但是它永遠不可能發展成為與我們自己的完全一樣的制度。沒有人能有效地加快這一進程，特別是沒有人能從外部施加這一影響。
誠然，多年以來人們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詞的時候，經常將其同「蘇維埃」這個詞緊密聯繫在一起，而這個詞卻遭到蘇聯國內外很多人的憎恨。但是很容易從這種現象中得出錯誤結論。可以想像，對日常生活的舒適性至關重要的零售業和個體服務業今後也許會大部分歸還到俄國私人手裡。農業方面，正如我們不久將要看到的，將來肯定會向私人所有制或公民提案權制度大幅度回歸。將來還有一個進一步的可能性是手工業者之間彼此生產合作制度（合作社）——這個制度特別植根於俄國特殊的傳統和人們的相互理解基礎之上——有一天能指向一個經濟制度，這種制度代表著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前途的創新，已解決現代社會的資本與勞動的關係問題。但是我們所知的大部分經濟生活，諸如正常省份的私營企業幾乎理所當然地長時間由國家掌握，而不管政治當權者的身份如何。這應該不會讓美國人吃驚，也不會冒犯任何美國人。除了某些重要的例外（這些下面將會提及），沒有理由懷疑為什麼俄國的經濟生活方式應被看做是一個對外部世界至關重要的事情。
當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時，農業問題應受到特殊關照。農業是蘇聯制度的薄弱環節。將農業留在私人手裡，這是對個人自由和個人創造性的讓步——這種讓步使那些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感到厭惡。如果要將農民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生產，強制性集體化需要一個精心設計的管制機構。對農業人口的強制集體化也許是除了警察的極度殘暴之外，在今天蘇聯引起不滿的最大原因，而兩者緊密聯繫在一起。人們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為，未來俄國任何進步的政權的首要行動之一就是廢除這種令人憎惡的農奴制度，照顧農民的尊嚴，以農業私人占有權激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能自由處理農產品。集體農莊可能繼續存在，因為目前這種制度最令人憎惡的特性不在於生產者合作本身，而在於其約束性質，這構成了集體農莊制度的基礎。未來的集體農莊將是自願合作社，而非強迫婚姻。
讓我們轉向政治層面。據以上所說，我們不能期待看到一個根據美國模式出現的自由民主的俄國。這一點不能被過分強調。但這也不意味著今後的俄國政權必然是非民主的。俄國沒有精緻的自由主義傳統，有的是早已存在的對權力的濫用。現在很多俄國人和團體已深深地受到這種傳統的影響，也會盡其所能使其成為俄國未來的主導因素。對這種努力，我們毫無保留地希望他們能做得很好。如果我們期待更多的事情以更快的速度發生的話，我們不應該給他們任何幫助，或者指望他們能創造出任何同我們相似的制度。這些俄國自由主義者的路不好走。他們將會發現，他們國家的年青一代除了知道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