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今天所見的蘇聯政權的政治人格是意識形態和環境的產物：蘇聯現今領導人所繼承的意識形態來自於孕育他們政治起源的運動和他們已經行使了近三十年的俄國權力環境。很少有心理分析工作比弄清這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個因素在決定蘇聯官方行為中的相對作用更難的了。儘管如此，為了理解蘇聯的行為並有效應對，必須做這樣的嘗試。
要概括出蘇聯領導人取得政權時所擁有的一系列意識形態概念是困難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俄國共產主義的設計中總是發生著微妙的演變，其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廣泛而複雜。但是1916年時，俄國共產主義思想的突出特徵也許可以概括如下：（A）人類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質產品的生產和交換制度，它決定著社會生活的性質和「社會面貌」。（B）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邪惡的，它必然導致資本擁有者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不能充分發揮社會經濟資源和公平地分配勞動者創造的物質產品。（C）資本主義包含了導致自身毀滅的種子，由於資本擁有者階級不能適應經濟發展變化，它必然導致一場革命使權力轉移到工人階級手裡。（D）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必然直接導致戰爭與革命。
其他內容可以用列寧自己的話概括：「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數幾個甚至單獨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獲勝。這個國家獲勝的工人階級，既然在國內剝奪了資本家的財產並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會起來反抗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國家受壓迫的無產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 應當指出的是，沒有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就不會滅亡。為了推翻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定要有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後的臨門一腳。但是這個推力不可避免，而且遲早會產生。
在俄國革命爆發前的五十年里，這種思維模式對俄國革命運動的參加者發揮了重要的吸引力。受挫、不滿、無自我表現的希望——或急於自我表現——以及在沙皇政治制度的嚴密控制下選擇流血革命作為社會改良的手段缺乏民眾支持。這些革命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為自己本能的慾望找到了極為方便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他們的煩躁情緒，對沙皇制度所有價值觀的絕對否定，對權力的渴望，報復心理，以及尋求捷徑實現這些願望提供了違反科學的依據。因而毫不奇怪，他們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真理性與完整性。因此，這些學說投合了他們的衝動與情感。他們的虔誠毋庸置疑。這是與人性一樣久遠的一種現象。對於這一現象，沒有比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描述更恰如其分的了，他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寫道：「從熱忱到欺詐，這一步非常危險和不穩當，聖哲蘇格拉底提出了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子，智慧的人可能自我欺騙。好人可能欺騙別人。良心可能會麻木不仁，處於一種自我幻覺和有意欺詐的混沌的中間狀態。」正是帶著這一系列觀念，布爾什維克黨人奪取了政權。
現在，必須指出的是，在整個準備革命的歲月里，這些人的注意力，跟馬克思一樣，更多地放在了擊敗對手，而較少關注未來社會主義 所應採取的形式。在他們看來，前者優於後者。因此，對於一旦掌權，就應該執行的積極的綱領而言，他們的看法則模糊不清，充滿幻想且不切實際。除了工業國有化和剝奪私人大資本之外，沒有統一的綱領。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公式，他們對待農民的方式不同於無產階級，而這在俄國共產主義思維模式中一直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問題，在俄國共產黨執政的第一個十年里始終是一個充滿爭議和搖擺不定的問題。
革命後的最初歲月里——內戰和外國干涉，連同共產主義者僅僅代表俄國人民中極少部分人的利益這一顯而易見的現實——使得建立極權政權成為必須。「戰時共產主義」的實驗和突然嘗試消滅私人生產和商品交換產生了不幸的經濟後果，進而導致了對革命政權更深的怨恨。雖然新經濟政策表明俄國共產主義化的過程暫時放緩，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困境，因此，達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清楚地表明，「社會上的資本主義部分」仍將準備從政府壓力的任何放鬆中謀利，如果允許其繼續存在的話，將常常是蘇聯政權的一個強有力的反對因素，也是和蘇聯政權爭奪影響力的嚴重競爭對手。至於個體農民，情況也有幾分類似，雖然力量很小，但也是私有生產者。
如果列寧健在的話，為了俄國社會的最終利益，或許他會以偉人的氣魄調和這些衝突的力量，雖然這種假設也是有疑問的。但是，即使列寧這麼做了，斯大林同其在爭奪對列寧領導地位繼承權的鬥爭中的追隨者們也不會容忍他們所覬覦的政權下存在一個競爭的政治力量。他們的不安全感太強烈了。他們特有的極度狂熱性，未因任何盎格魯·撒克遜的妥協傳統影響而改變，這種狂熱性太過激烈，滿含妒忌，使其不可能設想任何長久的分權。由於孕育於俄國—亞細亞世界，他們形成了對於競爭性力量能長期和平共存的可能性的懷疑心理。由於輕信自己教義的「正確性」，他們總是堅持降服或摧毀所有競爭力量。共產黨之外的俄國社會本身並不僵化。人們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或社團都受黨的控制。在俄國，不允許存在任何具有活力和感召力的組織。只有黨組織具有組織結構，除此之外，便是無組織的民眾。
蘇共黨內，情況也是如此。普通黨員雖然也能參加選舉、審議、決定和行動等活動，但是他們參加這些活動不能根據自己的個人意願行事，而要仰黨領導的鼻息，絞盡腦汁揣摩「指示」的含義。
應當再次強調的是，從主觀上講，這些人搞專制也許並非出於個人目的。他們無疑相信——並且很容易相信這樣——只有他們知道什麼有益於社會，而且一旦他們獲得穩固和不受挑戰的權力後，他們就能實現這些善行。但是為了追求他們自己穩固的統治，他們不顧上帝和人類道德的約束，不擇手段。直到覺得統治穩固後，他們才會考慮授權他們關懷自己的人民的舒適與幸福。在他們的權衡下，人民福祉的重要性遠在他們的優先處理對象之下。
關於蘇聯政權的明顯事實是，迄今為止，該政權的政治鞏固過程遠未完成，克里姆林宮裡的人們還深陷於以鞏固和強化他們在1917年所獲得的絕對權力的鬥爭中。他們一直努力，主要在蘇聯社會內部努力保護自己權力的安全，使其不受國內其他反對勢力的威脅；同時，他們也努力保護自己的權力不受外部世界的威脅。正如我們所見，他們所信奉的意識形態教導他們，外部世界是敵對的，最終推翻境外的政治勢力是他們的責任。俄國的歷史與傳統是支撐他們這種情感的有力推手。最後，他們挑釁性的不妥協行為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反應。於是他們被迫，用吉本的話來說——「懲戒反對權威者」。而這是他們所激起的。將外部世界描繪成他的敵人以證明自己的正確是每個人所具有的無可否認的特權。如果他經常反覆這樣做，並以之作為自己行為的基礎，那他最終必將是正確的。
由於蘇聯領導人的精神世界和他們意識形態的特點，蘇聯領導人從不正式承認反對他們的行為含有任何價值和合理因素。理論上講，這種敵對行為只能來自垂死的資本主義懷有敵意和頑固的力量。只要蘇聯官方認定國內存在資本主義的殘餘，則有可能將其視作國內因素，將在蘇聯社會維持獨裁統治的原因歸咎於此。但是，當這些殘餘逐漸消失，則獨裁政權的合理性就將漸行消失，而當官方正式聲稱這種殘餘已經被徹底根除，則獨裁政權的合理性就完全沒有了。這一事實是作用於蘇聯政權的基本的強制因素之一：既然俄國不再存在資本主義，既然不能允許在蘇聯政權的權威之下的人民群眾自發產生的嚴肅和廣泛的異己力量，則必然以強調國外資本主義的威脅為保留獨裁政權做辯護。
這種做法很早就已經開始。1924年，斯大林就特別地為保留「鎮壓機構」（主要指軍隊和秘密警察）做辯護。理由是「只要有資本主義的包圍，就有被干預的危險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根據這種理論，從那時起，所有俄國國內的反對力量都一律被描繪成敵視蘇聯政權的國外反動勢力的代理人。
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極力突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存在一種基本的對抗這一早期的共產主義觀點。顯然，許多跡象表明，這種觀點在現實中是站不住腳的。與此觀點相關的現實因為以下事實而被搞得模糊不清：一是因為國外確實存在因蘇聯的哲學和手段所挑起的對蘇聯的敵視，二是碰巧某些軍事強國的存在，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納粹德國和日本確實有侵略蘇聯的計畫。但是，充分的事實表明，莫斯科所強調的蘇聯面對外部世界的威脅，並不是建立在外國敵視的現實之上，而是建立在為了維持國內獨裁統治而做辯護的基礎上。
因而，維持蘇聯的權力模式，即在國內建立至高無上的權威，伴之以關於外國不能緩解的對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