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演講是為了分析歷史運動規律而設計的，是為了有助於分析美國外交領域過去的事件而設計的；就其本身而言，通常，它們有可能得以保持不變。但是，當前事件的背景是非常吸引人的，你們自己對這些事件的關注是非常顯而易見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讓我覺得，如果我不加上幾句它們與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的相關性的話語，你們會覺得我所說的沒有發揮最大的效用。
在我做此事之前，我還有一件關於過去的事情想說。我擔心，我給你們的關於我們過去在外交領域的表現的印象比它在我腦海里的真實印象更加暗淡和令人失望。我認為我應當表明自己的認識：這半個世紀美國外交年鑒中積極與消極的事件並存。我們要記住，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段重要的、難堪的過渡時期。我們帶著一個小小的中立國的概念和方法著手此事。我對這種方法很了解。我在其他國家的一些外交機構見過它們，在那裡，我有幸代表我們的政府做事。這是一種我喜歡和尊重的方法，我必須承認對此有一種懷舊之情。它通常使自己具有卓越的品質和尊嚴。國務院建於世紀之交，20世紀20年代我進去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那樣一個古色古香的地方，具有法院般的氛圍：它清涼幽暗的走廊、它的轉門、它的黃銅痰盂、它的黑色真皮搖椅，以及國務卿辦公室里的古老的大鐘。它有一種真正的老式的莊嚴和簡樸。早些年這裡配備了專業人員，其中一些人具有卓越的經驗和能力。它通常由真正才高德邵的美國人領導。
如果在這個演講中，我所說的任何事情可能顯得對海約翰、以利戶·魯特（Elihu Root）、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或是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這些人有些許的不尊重的跡象，我會感到非常遺憾。這些人志慮純良、品行端正，性格溫和、考慮周到，待人忠誠、無可指責，謙遜為人、莊重為公，親愛弱小、樂善好施，凡此種種，堪為典範。對我來說，這一切構成了對這個世界人類眾生的最好的貢獻，最準確地體現了我們的民族理想與精神。他們是這樣的人：評價他人時幾經斟酌、審慎小心，在沒確信查明真相時，態度謹慎，暫不置評，對證據不足和草率結論的危險瞭然於心。如果我們以其他任何精神對待他們的回憶以及他們行為後果的證據，那會使我們自己變得非常可笑。
我們是另一代人，我們既不是我們老一代人面對的要求的法官，也不是他們的回應的適當性的法官。對於這些人在辦公室的表現，我所能有的僅僅是一種同情和欽佩。這種感情是一個人對父親的奮鬥和作品懷有的感情，外加孩子們在世界各地不變的信念：有些現代世界的特徵父輩理解得很差，我們孩子們理解得更好一些。如果今天，我們認為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外交政策方法中的盲點和弱點，我們必須記住吉本（Gibbon）是如何評價偉大的拜占庭將軍貝利撒留（Belisarius）的：「他的不足源自時代感染，他的美德來自自己。」
儘管如此，很顯然，過去我們外交政策行動的挑戰和回應之間存在一個很大的差距；現在這個差距依然存在；然而，五十年前它對我們並不是很危險，今天，它使我們陷入巨大的危險之中。在1951年，我們對此不能沾沾自喜，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無情地面對我們的弱點。
我想從之前的演講中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所說的這些弱點是什麼。我無需再對它們進行任何詳細的概括。它們與機構和概念都有聯繫——無論手段還是目的。
關於政府機構問題，我們看到，我們的很多麻煩似乎都來自行政部門認為自己對這個國家的公眾輿論的短期趨勢負有義務的程度，來自我們所謂的對外交政策問題公眾反應的古怪和主觀的特性。我想強調，從長期來看，我並不認為對外交政策問題的公眾反應是古怪的和靠不住的；但是，我認為記錄表明，在短期內，我們的公眾輿論，或是被華盛頓官方誤認為的我們的公眾輿論，很容易被引入情緒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歧途，這使其成為國家行動蹩腳的和不夠格的嚮導。
我們能為此做些什麼？
作為一個二十五年來一直使自己忙於專業外交事務的人，我忍不住要說，我堅信，在外交政策行為中，我們能夠更有效地利用專業主義的原則。如果我們願意，我們能夠組建一支專業人員的隊伍，這些人員勝過這一領域現在和過去的人；通過尊重他們，利用他們的洞察力和經驗，我們會大大地幫助自己。然而，我很願意承認，這與我們的公眾心裡強烈的偏見和成見背道而馳，尤其是在國會和新聞界。因此，或許我們註定要繼續幾乎完全依賴我們所謂的「業餘外交」。
既然如此，我們政府中決策和政策執行機構的問題，很顯然仍以一種非常激烈的形式伴隨著我們。無論如何評價迄今為止的這些手段，很難說它們由於秘密、審慎或是長期方法這些事情而顯得重要。在這裡，我們碰到的問題對此刻你們所有人來說都非常清楚，我無需再簡述它們。它們修正的主體是非常複雜的，包含政府組織和方法的很多方面。也有些人認為，在我們現在的憲法框架內，這些困難都會得到滿意的解決。它們僅僅是一個政府中合適的個人領導力問題。有些人懷疑，在沒有憲法改革的條件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改革能夠給我們一種議會政體，這種政體更像存在於英國和大多數其他議會國家的政體。在這種體制下，如果失去了議會的信任，政府就會垮台。在這種體制下，可以在關鍵時刻就重大問題徵求人民的意見，根據人民的決定調整政府的責任。
我必須說，如果之前我對這是否就是我們政府所需要的有任何懷疑，那麼在過去幾周和幾個月，這些疑惑在我的腦海中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解決。我發現，除非我們能夠用比我們最近做的更好的方法，解決對政府政策合理性提出的重大挑戰，以及對政府聲稱在外交事務中要代表人民群眾說話提出的重大挑戰，否則，很難看出我們如何才能履行我們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
這裡，我還擔心的是，按照我已經指明的方向的改革機會是如此渺茫，以至於我們認為這些可能性與我們當今的問題沒有任何特殊聯繫而不予考慮。
這實質上是將概念的問題留給了我們。在這個領域，學者的聲音最為有用，對我來說，對過去的審查會產生最具指導性的結果。
毫無疑問，正如你們所猜測的，我認為，我們過去的政策制定中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我所謂的對待國際問題的法律—道德主義的方法。在過去的五十年里，這一方法就像一束紅線貫穿於我們的外交政策中。其中，有對仲裁條約的過時的強調、有海牙會議和普遍裁軍的計畫、有國際法作用的更具野心的美國概念、有國際聯盟和聯合國、有《非戰公約》（Kellogg Pact）、有普遍的「第五十一條」協議的觀念、有對世界法和世界政府的信任。但是，這些都不是「它」。讓我試著描述一下「它」。
「它」是這樣一種信念：在國際領域，通過接受一些法律規則和約束系統，有可能抑制政府的混亂和危險的願望。毫無疑問，這一信念部分地代表了將個人法的盎格魯—撒克遜概念轉換到國際領域的努力，使它像在國內適用於個人一樣適用於政府。它一定是部分地來自於對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起源的記憶——從這樣的回憶開始：通過接受一個普遍的制度和司法框架，我們能夠將最初十三個殖民地之間的利益和願望的衝突降低到無害的規模，使它們的相互關係變得有序而和平。請記住這一點：人們不能理解，在特定的環境下，對十三個殖民地來說有可能的事，在一個更廣闊的國際領域裡就變得的不可能了。
這一信念的本質是：最好找到一些具有司法性質的正式標準，以此界定許可的國家行為，而不是抓住難以控制的國家利益衝突不放，按照它們的是非曲直處理它們，以期找到解決辦法，而對國際生活的穩定以最小的擾亂。因此，將會有司法實體，有能力根據這些標準衡量政府的行為，並決定何時政府的行為是可接受的，何時是不可接受的。當然，在這一切的背後，是美國的假定：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人傾向於爭奪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既不可信，也不重要，完全有理由期待其退居次要地位，排在一個不受國際暴力打擾的有序的世界的願望之後。對美國人來說，難以相信的是：人們應當有積極的願望，他們認為這些願望是合法的，對他們來說比國際生活中的和平和有序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為什麼其他人不能接受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而加入我們，就像我們為了使那些運動不會變得太殘酷和太具有破壞性，不會具有我們不想讓它具有的重要性，在運動競賽中接受規則一樣。
如果他們這樣做，使這些推理起作用，那麼國家自我的、令人討厭的和混亂的表現能夠得到控制，會變得沒有事實根據，或是用對我們美國用法來說熟悉和可以理解的辦法，可以很容易地解決。從這一背景出發，美國治國之道的精神，在很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