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劍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寫道：「人類重大衝突的背後，是一個可怕的人類困境，這一困境是這個故事的核心：……當代人沒有看到這個困境，或是拒絕承認其真實性，以至於我們關於它的認識都來自後來的分析。只有伴隨著歷史科學中一個特殊主體的進程，人們才真正意識到存在一個可怕的難題，這個難題幾乎超越了人類解決它的創造力。」
我不認為，與任何其他的重大衝突相比，這一觀點對二戰而言更具真實性。但是，事實上，站在民主這一邊戰鬥的人對它知之甚少，特別是我們自己。我敢肯定，對這場衝突本身包含著什麼的理解的缺乏，與在我們使自己適應二戰留下來的環境的努力中，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重大困惑和難題有很大關係。
我想，對了解這場最近的戰爭的最有幫助的事，就是作為一個軍事衝突，在開始之前，它遭受偏見的程度——你或許會說，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不能完全獲勝的。
讓我來解釋為什麼是這樣。在戰爭開始前，世界上陸軍和空軍武力的絕大部分都集中在三個政治實體手中——納粹德國、蘇聯和大日本帝國。所有這些實體都對西方民主國家懷有深深的、危險的敵意。按照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情況來看，如果這三個大國共同努力，在軍事事業中團結一致，那麼很顯然，憑藉著手中的甚至是期望中的武器，其餘的西方國家沒有希望在歐洲和亞洲的廣闊土地上打敗它們。在歐洲和亞洲，西方民主國家在軍事上處於劣勢。世界權力均勢對它產生了決定性的不利影響。
我並不是斷言這一切都能被西方政治家所察覺，或是很容易被察覺。但是我相信這是一個現實。就這一點而論，如果戰爭到來了，它很顯然限制了西方的現實的期望。在這三個極權國家中，日本是唯一一個西方國家不用其他極權國家的援助就能令人信服地將之擊敗的國家。就德國和俄國而言，情況不容樂觀。聯合在一起，它們根本不能被打敗。民主國家只有在與其中一個合作的情況下，它們中被孤立的另一個才能被打敗。
但是，這種合作，如果被允許進行到完全勝利，就會意味著合作力量的相對加強，最終它們會作為貪婪的和難以和解的索賠人出現在和平的談判桌上。不僅如此，如果不讓合作的極權國家僅僅憑藉著軍事行動的磅礴氣勢佔領東歐的大部分地區，這兩個極權國家中的任何一個參與民主國家一邊的戰爭，都幾乎不能戰鬥至完全和成功的結束。
因此，從1939年的情況看，西方民主國家已經處于軍事弱勢方的不利條件之下。它們幾乎不能期望避免付出代價。屬於它們的不再是實力的選擇。它們手中的牌是如此的不利，以至於在新的世界戰爭中，任何完全的、清白的民主勝利實際上都是不可預見的。
現在，從事後諸葛亮的有利位置，人們可以追問，如果是這樣的話，在戰爭前的幾年裡，西方政治家是否不能更加明智，以使極權國家陷入相互混亂的方法制定政策，以至於使它們自己精疲力竭，使西方民主國家的安全不受損害。這無疑正是30年代蘇聯宣傳機構指控西方政治家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他們的一些行為非常模糊不清和欠考慮，以至於似乎是給指控增添了證據。實際上，如果我們能夠相信他們能夠進行這樣鋌而走險和不擇手段的（Machiavellian）事業，那麼這是對30年代晚期那些不幸歲月里西方政策活力和敏銳性的恭維。我個人沒有找到證據表明，當時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任何負責任的意見希望進行戰爭——甚至是在俄國和德國。很顯然，納粹與俄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的戰爭僅僅會發生在東歐屈服的小國身上。儘管有慕尼黑的悲劇，這些東歐國家失去獨立並不是人們所希望的。如果沒有關於此事的其他證據，人們會面對一個明顯的事實：畢竟，波蘭的獨立問題才是法國和英國1939年最終參戰的原因。
事實上，出於主觀原因，旨在使極權國家陷入混亂互相鬥爭的政策對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來說不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那些非常渴望民主觀念的人們會從這一事實中找到希望或失望的源泉，這取決於他們如何看待此事。當1939年夏天，戰爭的陰影籠罩歐洲的時候，正如我們現在回頭可見的，西方政治家的困境明顯而又不可避免。除非有俄國的幫助，否則沒有戰勝德國的希望。但是，就是這樣的幫助，即使是現成的，西方民主國家也要為戰爭的軍事結果以及在和平的談判桌上提出的條件付出沉重的代價。換句話說，它們的軍事目的是提前抵押的。就德國來說，這些目標或許能夠獲得，對此會有嚴重的政治指控。順便說一句，這不僅僅是一個與蘇聯合作的問題。民主國家最終註定與維希（Vichy）、弗朗哥（Franco）的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簽訂的令人苦惱的折中方案都屬於這一類型。它們是西方軍事虛弱的一部分代價。
認識到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看待西方國家問題，知道它們1939年所進行的戰爭是沒有前途的，我們就開始懷疑，西方政治家關於這場世界大戰所犯的重大錯誤是否就是那些戰爭時期的錯誤——它們是否都不是「初期的」錯誤，或許我們應當說早期的「情況」——這些錯誤使事態的發展如此痛苦和命中注定地不利於西方的利益。這無疑是更深層次的戰爭起源問題；我認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面對，因為這種想法會很快使人聯想到，面對這樣一場如此不祥的戰爭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到辦法根本不進行戰爭。到1939年9月，這無疑太晚了。到那時，法國和英國沒有選擇，不比珍珠港事件之後的日子裡我們在太平洋面臨的選擇更多。但是，會有一個不是太晚的時間嗎？
關於西方政治家應該做些什麼事情來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找到一個值得尊敬的學者，就像法國歷史學家班維，早在1920年就聲稱看到了由一戰引起的情勢中的特殊邏輯，在這個邏輯的基礎上，他非常準確地預測了直到並包括二戰爆發期間事件的一般過程。這是令人不安的，因為它促使你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否沒有隱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中；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和法國受到的傷害和遭受的削弱遠比它們知道的嚴重；事實上，奧匈帝國和俄國都失去了維持歐洲穩定的能力，奧匈帝國是因為它已經完全消失了，俄國是因為它的能量和資源被極端敵視資本主義民主的人奪去了；事實上，德國人——失敗、貧困、因失敗而感到痛苦，對他們傳統體制的崩潰感到不確定——雖然如此，仍被作為中歐唯一偉大的統一民族而被留了下來。看到這些事情，很容易得出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無可補救，只能任其發展，它不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後果。因此，你開始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發現了我們這個時代不穩定的根源。從這一觀點出發，這是免除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西方政治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所有責任的一個步驟，認為他們僅僅是他們無法編導和補救的悲劇中的演員。
這無疑是一種極端主義。的確，政治家們通常都會從他們的前任那裡繼承一些窘境和困境，他們對此沒有完全的解決辦法；他們憑藉短期行動改善處境的能力通常非常有限；但是長期看來（二十年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總會有一些由他們支配的選擇。我認為，公平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真正的悲劇，它給西方世界留下了比以前更加糟糕的後果，顯著地縮小了西方政治家們在戰後的選擇；但是，它並沒有完全消除這些選擇。換句話說，依然有「能夠做」的事情，我們可以假定這些事情至少是有幫助的，比已經做的事情有更大的可能性去阻止進一步的悲劇。就我們談論的德國來說，就有兩件這樣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的事情震撼了我，在這兩件事情中，如果我們願意，我們美國人都能夠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們可以試著給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的溫和力量以更大的理解、支持和鼓勵。如果這沒有成功阻止納粹主義的興起，那麼我們可以對希特勒的早期入侵和挑釁給予更嚴厲和更堅決的態度。
正是這兩個可能性中的後一個，儘早就對希特勒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在西方思想中最為突出，這也構成了對兩次戰爭期間對民主治國能力指責的主要根源。毫無疑問，這種政策會對納粹體制更為謹慎，並促進德國更為緩慢地實現它的時間表。從這一觀點來看，1936年德國重新佔領萊茵蘭（Rhineland）時，堅定產生的結果要好於慕尼黑協定的時候。但是，與其同類的人根本不能在一個偉大的西方國家掌權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相比，我懷疑，我們是否並不傾向於誇大這一問題的相對重要性：一旦希特勒掌權就阻止他。希特勒能夠鞏固他的權力並在1933～1939年間獲得成功，這對西方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失敗。但是，當德國人民發現他們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心境中，他們沒有多少抵抗和抗議就接受希特勒成為他們的領導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