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再次回顧一下我們在這一系列演講中所從事的事業的性質。這並不是試圖列舉一系列的事件、描述新的歷史事實的發展，或是給出一個五十年來美國外交的全貌。這是一個從當今充滿不確定性、爭論和不幸的現實出發去回顧的努力。通過回顧來看看對過去的研究是否能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現在面臨的一些困境。
在這項事業的過程中，在我看來，現在我們已經涉及在這段時期的記錄里，人類事件所遇到的所有辭彙中最令人困惑、最悲慘——對歷史學家來說——最具挑戰性的辭彙。在這裡，我指的是我們稱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的、漫長的、破壞性的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
我想先談談在歐洲的這兩次世界大戰的總結果。這些戰爭是以上千萬人的生命、無數的物理破壞、歐洲大陸勢力平衡的破壞為代價的——以西歐危險地，或許是命中注定地易受蘇聯權力攻擊為代價的。實際上，兩次世界大戰都是以改變德國為目的：改正它的行為、使德國人變得與以前不同。然而，今天，如果有機會重新回到1913年的德國——一個由保守的但是相對節制的人民（不是納粹和共產主義者）統治的德國，一個精力充沛、團結一致、未被佔領、充滿力量與自信的德國，這樣的德國能夠再次對抵消俄國在歐洲的權力起作用——好吧，這種觀點會有來自很多方面的反對意見，而且它也不會令每個人都高興；但是與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相比，在很多方面，這聽起來不是很糟。現在，考慮一下這意味著什麼。當根據它們表面上的目標，算出這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分，你會發現，如果有任何的收穫，那麼這一收穫也很難看清楚。
難道這不意味著，在這裡，有些事情大錯特錯了嗎？難道真的可以說，所有這些殺戮和犧牲僅僅都是20世紀西方民主國家純粹求生的代價？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結論，那麼事情看起來會非常不幸。我們會問自己：這一切在哪裡結束？如果這是在20世紀上半葉生存的代價，那麼在下半葉，生存將讓我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但是，顯然這種努力和犧牲的巨大結果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生存。那麼我們只能假定，在一些地方一定發生了重大的誤判？但是在什麼地方呢？是我們的誤判，還是我們協約國的誤判？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被二戰更為鮮活生動的回憶所掩蓋，一戰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被遺忘的因素。但是，對我來說，所有的調查線索又回到了一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似乎真的是全面預定的；它按照經典悲劇最後一步的無情邏輯發展和運行。這一悲劇局面的主要因素——德國社會的不健全和焦躁不安、東歐的軟弱、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現象，以及法國和英國的疲倦和衰弱——所有這些因素很顯然是起源於1914～1920年這一時期。如果有什麼地方可以尋找答案的話，這裡似乎是應當探尋真正答案的地方。
我並不是說，在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甚至40年代里，不能做一些仍然重要的事情以避免最糟糕的危險發生，迫使事件的發展進入更有希望的軌道。在人類事務發展的過程中，三十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某種程度上，一個國際共同體的生命就像一棵樹，在很長的時間憑藉著朝向單一方向的持續不斷的壓力生長。
但是，我認為，1920～1950年這一代人選擇的顯著縮小開始於1914年戰爭的爆發；伴隨著此後出現的軍事僵局以及達成妥協的和平希望的消失，這一進程極大地加快了；等到戰火最終燃盡，《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簽署，歐洲政治家，尤其是美國政治家為歐洲文明重建真正的安寧與和平的地區、能夠給歐洲文明以力量抵擋來自東方的日益增長的挑戰的地區，已經痛苦和不幸地縮小了。
因此，我們回到這一事實：我們在西半球安全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一戰的過程及結果。因此，我們在其中的作用值得我們做最認真的詳細審查。
我們政治家的問題是什麼？讓我們在我們的腦海中再次回顧這個問題。
你們都還記得，1914年戰爭是如何爆發的。我不會在此詳細論述它們。一些問題是長期存在的：古老的土耳其帝國解體的依舊未解決的問題、多瑙河盆地臣民的躁動不安、奧匈帝國（Austria Hungary）失去了法國人所說的生命力（elan vital）、德國力量的相對發展、德國與英國之間的競爭。其他一些是短期的問題：政治家的愚蠢和膽怯、公眾輿論的壓力、變幻莫測的巧合。如果你試圖估算出各種不同程度的過錯，你會得到一個非常模糊的模式：奧地利人和俄國人無疑居於首位，德國人較少，但也佔了很大的份額，沒有一個國家獨善其身。首先，你不能說任何人故意發動戰爭或是策劃戰爭。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悲慘的、無助的戰爭。可憐的老歐洲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歐洲國際社會的結構有弱點。薩拉熱窩的槍聲擊中了那個弱點——忽然地，沒有人知道如何才能不進行戰爭。
關於戰爭的進程，一旦戰爭開始，你在我這裡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指導。戰爭的過程與它的起源一樣悲慘和荒謬。西方戰線的僵局並沒有維持很長時間。今天，很難設想隨後發生的事情的可怕和浪費：四年漫長的悲慘大屠殺；人類的軍隊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在泥濘的戰壕中面對面對峙，使用大炮齊射，使用機關槍這樣當時還沒有剋星的武器，使用迫擊炮、帶刺鐵絲網甚至是毒氣絕望地、有組織地互相摧毀，直到勝利或失敗看上去不是軍事領導能力、技能和精神的產物，而是炮灰和屠殺的某些可怕的數學運算問題。1929年，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寫道，「炮火轟鳴直到熄滅」。
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有意識的選擇範圍之外發生。政府和個人遵守悲劇的節奏，在無助的暴力中搖擺不定、蹣跚向前。以日益擴大的規模進行屠殺和浪費，直到傷痛被打造進人類社會的結構，經歷一個世紀也不會抹去。可以想像這種情況所顯示的對當今文明的致命打擊……
「傷痛被打造進人類社會的結構，經歷一個世紀也不會抹去。」當他寫下這些話的時候，丘吉爾知道他在說什麼。當時，傷痛比大多數人曾經想到的還要深。你能夠填平過去的戰壕，你能夠耕犁弗蘭德斯（Flanders）的農田，那裡生長著罌粟花。你能夠重建法國的城鎮。幾年之後，生活再次開始變得正常。但是，有些戰壕沒有人能夠填平，有些農田不會再次生長罌粟花，有些建築無人能夠重建，它們在那些參加過戰爭的人的靈魂里——倖存者。對於那600萬再也不能回來的人，我們能說些什麼呢？
我懷疑你們都記得雷馬克（Remarque）《西線無戰事》（）——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偉大的小說——的最後幾段。我想把它們讀給你們聽，因為我認為在任何對一戰的討論中，它們都有一定的位置。它們說出了我不能用其他方式可以講給你們的內容。設想你自己是在德軍陣線後軍事醫院的一名年輕德國士兵，1918年秋天，戰爭結束前不久。
秋天到了。沒有幾個老手留下來。我是我們班七個人中的最後一個。
每個人都在談論和平和停戰。所有人都在等待。如果這一次再被證明是一個幻想，那麼他們就會崩潰。人們滿懷希望。如果希望被再次帶走，一場動亂將不可避免。如果沒有和平，那麼就會有革命。
我休息了十四天，因為我吞下了一點毒氣。在一個小花園裡，我一整天坐在陽光下。停戰很快就要到來，現在我也相信了。
在這裡，我的思想停滯了，再也不前進。所有我遇見的，我所有的思緒都僅僅是感覺——對生活的貪婪、對家的愛戀、對生命的渴望、在中毒中獲救。但是沒有目標。
如果我們1916年回到家鄉，由於我們經歷中的苦難與活力，我們或許會引發一場風暴。現在，如果我們回去，我們會疲憊、頹廢、心力交瘁、無所寄託、沒有希望，我們再也找不到我們的道路了。
人們不會理解我們——在我們前面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雖然在這裡和我們一起度過這些年，但是他們已經有了家庭和職業；現在他們將回去重操舊業，戰爭將會被遺忘——在我們後面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對我們來說會覺得陌生，會把我們推到一邊。即使對我們自己來說，我們都是多餘的。我們會變得更老，少數幾個人會使自己適應周圍環境，另一些人僅僅是逆來順受，大多數人會不知所措；——隨著時間的流逝，終將化為塵土。
在這裡，樹木顯得生機勃勃、枝葉繁茂，花楸樹的漿果在樹葉中變紅。白色的鄉間小路直通天際。水壺像蜂房一樣，伴隨著和平的謠言，嗡嗡作響。
我站起來。
我非常寧靜。讓歲月來臨吧，它們不會帶給我什麼，它們不能帶給我什麼。我是如此孤單和無望，因此我能毫無恐懼地面對它們。這些年我所經歷的生活依然在我的手中和眼裡。我是否已征服它，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