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演講的第二個演講中，我考察了美國外交中的一個單獨的事件——海約翰的門戶開放照會。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之後我們遠東政策中整個的一連串事件。
在過去的這五十年里，美國遠東外交政策史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故事。只有一個非常博學的人才能說，他已經閱讀並領會了與這一主題有關的資料的主要部分，或是在他的腦海中掌握了事件的全貌，以及這些事件所發生的環境的複雜框架的方方面面。
我也無法做出這樣的聲明。我本人並不熟悉世界的那一部分。我讀的書並不比一個繁忙的人更多，我不是遠東事務的專家。專家能夠不顧其他興趣和義務而閱讀。如果是在一個非學術的，或許甚至是無用的學術環境中來考察這一主題，那麼我只能說這確實就是大部分的華盛頓的決策者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們的問題的核心在於——將永遠在於——他們為他們不是專家並且無法了解的領域塑造和實施政策。因此，我們今天要做的可以說就是分享他們的經驗。
門戶開放事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於這一事實：它引進了一種模式，這種模式註定在未來四十年成為美國外交的特徵。在整個這一時期內，我們子孫的負擔仍將是門戶開放政策以及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我們將會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其他大國公開承認它們遵守這些原則。我們將會一次又一次地從它們那裡收到勉強的、推諉的，或是合格的答覆，提醒我們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一原則，但是這都取決於如何解釋這些原則。儘管這些答覆是合格的，我們仍將會一次又一次地將這些答覆呈現給我們自己的人民，將這些答覆作為外交勝利：作為對我們的觀念的正確性的承認、表達懺悔和願意改革的證據。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承認，這種對在中國的其他大國事務的干涉會給我們帶來任何特殊的責任，或是除了對我們自己的良心之外，使我們對任何人或事情負有義務。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準備使用武力強迫別人遵守這些原則，或是使用武力保護那些在別的國家不遵守門戶開放原則時而它們依然遵守的國家。最後，就海約翰的照會來說，儘管對其他國家來說是令人煩惱的，有時是令人不解的，但是我們經常回到這些觀念上來不會真正有助於防止中國的利益衝突幾乎按照列強自己的戰略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必須實踐。換句話說，它不會阻止其中大多數註定要發生的事件發生。但是，在這一時期的後期，它距離一些大國的最核心的利益只有咫尺之遙，尤其是日本。這將促成在這些國家人民心中相應的情感態度的建立。這些情感態度對於我們國家的安全和財富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這就是我們四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裡在遠東地區政策的基本模式，那麼讓我們來仔細看看它的某些組成要素。
首先是原則。在第二個演講中，我們注意到在世紀之交，「門戶開放」這個詞已經是一個古老和陳腐的詞。它主要被用於條約口岸。它的主要意義僅僅是：在那些在特殊保護體制下，外國人有居住、貿易、持有倉庫和辦公設備特權的港口，其貿易應當對所有外國的船舶和國民同等地開放。這裡所涉及的是引進到中國銷往內陸的一般消費品——尤其是紡織品。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原則與中國的開放中包含的新問題並不完全相關，比如修建鐵路和礦產開發——這一過程是從世紀之交開始的。事實上，從1900年開始，中國的外國商業活動所處的環境是如此複雜、如此多變，在很多情況下是如此矛盾，以至於沒有任何一兩個詞構成的規則或是符號有資格成為國際協議的標準，有可能作為一個規範，可以對大量的現實問題產生清晰和全面的效用。人們不定期地作出努力，來更加詳細地定義這一原則，正如最初的門戶開放照會，以及在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ference）上談判的《九國公約》（）。但是，在西方語義學上，所有這些定義都不能真的包括像經濟利益和列強在華活動那樣如此分散、如此多方面、如此難以表達的概念。
對「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來說，情況也是如此。表面上來看，這對西方觀察者來說似乎是一個清晰和簡單的原則。但是，這一觀點假定：像在西方成長起來的國家一樣，中國一直是一個具備民族國家所有必須條件的一個國家。實際上，事實遠非如此簡單。中國是一個對世界意義重大的政治實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無疑是一個國家——一個需要被西方強國重視、研究和應對的實體。但是，當18～19世紀民族國家在歐洲演進發展的時候，在此國際背景下，在很多方面中國的特性與民族國家的清晰的模式並不一致。中國政府很晚，並且沒有完全接受主權國家權力平等的原則。在這個王國的不同地區，其權威的性質在很多方面與國際法中西方的國家概念並不總是完全一致。因此，關於與西方國家簽訂契約，中國方面的執行責任問題，經常會有混亂。在地方政府想阻礙這些契約實現的地方，中國中央政府並不總是能夠強迫其遵從。語言、觀點和習俗的分歧加劇了這種混亂。對在中國的很多外國人來說，中國標準和司法機構（儘管未必不如西方）是奇怪的、難以理解的，對很多來中國的外國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在許多情況下，這意味著要在特殊體制和外國人特權之間做出選擇，或是在特殊體制和完全拒絕那些外國人在中國居留和行動之間做出選擇。在很多情況下，雖然外國人在中國的存在和行為（以不明智的，如果不是不公平的方式）無疑令中國政府擔憂，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情況下，中國人或是鼓勵和放縱，或是對此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使任何對最終道德判斷和責備的探究變得沒有價值。事實上到19世紀末，在中國已經逐漸形成一套極其複雜和微妙的中國人與其他國家政府和國民之間的關係——這套關係拒絕西方術語中的充分定義。如果在當時，有人被問到這些安排是否與「中國行政和領土完整」相一致，那人只能聳聳肩，反問道，名字有什麼關係，這取決於你把什麼叫做完整。
我們可能會注意到，這對滿洲來說尤為真實，與實施這些原則有關的大部分爭論將要解決。我們為了確保這些原則得到遵守的努力有朝一日會變得集中而重要。從歷史上說，滿洲不是古代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人通過滿族人（Manchus）與其保持間接關係。世紀之交，滿洲是一個中國和俄國都有利益關係的半開發的邊境地區。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對該地區擁有名義上的主權，這塊土地很快就充滿了中國的先驅者和移民。但是它佔據的地理位置對俄國來說無疑具有戰略意義。一旦俄國人理解了這一點，正如19世紀90年代他們所做的，他們修建了從西伯利亞到太平洋的鐵路，俄國人在北滿洲的利益就建立起來了。否認這種情況或希望其在西方主權觀念和國際禮儀的順從遵守之下自然消失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必須銘記於心的是，在世紀之交，中國政府的行政和技術能力不足以在北滿洲修建鐵路，也不足以為這個本來可能修建的鐵路提供適當的行政保護機制。一旦中國同意俄國政府修建中東鐵路（ese Eastern Railway），由鐵路帶來的俄國在這一地區的顯著的行政和戰略影響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北滿洲獲得這一地位自然為俄國將影響力投射至南滿洲、朝鮮和中國北方提供了新的便利。1895年中日戰爭後的事件表明，俄國人不會反對利用這些可能性。這些事件也表明，中國政府正如當時表現的那樣，無力對俄國的這些企圖採取有效的抵制，也不能阻止俄國控制這些邊緣地區。當時在渤海，實際上唯一能替代俄國人的強權的是日本人的強權，而不是中國人的權力。英國意識到了這一點。這就是1902年英日同盟締結背後的基本要素之一。這也是1904～1905年日俄戰爭的原因。你還會記得，這場戰爭的結果就是日本人取代俄國人控制了南滿和朝鮮，但是沒有干涉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名義上的主權，並不比俄國在北滿地區干涉的更多。這種安排，源自日俄戰爭的結果並一直延續到俄國革命，俄國革命暫時粉碎了俄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事實證明這種安排具有相當大的穩定性。這使人們得出結論，它必須與這個地區的權力現實和要求建立一種相當準確的關係。無論如何，沒有可以帶來更大穩定性的可見的和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實際上，我們反覆重申自己致力於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的行為，也經常被美國政治家偶爾承認此種安排並非完全是一件壞事所打斷。早在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就認識到最理想的狀態是在這一地區保持俄國與日本之間的一種均勢。「這樣每一方都能對另一方採取有節制的行動」， 後來他說道：
不對滿洲採取任何行動，這是我們的特殊利益所在。對滿洲採取行動會給日本人毫無理由地認為我們對他們懷有敵意提供口實，或是認為我們是他們利益的一個威脅——無論程度多麼小。……除非我們能夠成功，否則我不主張在任何地方採取任何行動。就滿洲來說，如果日本人選擇遵循一個我們反對的行動路線，除非我們準備好進行戰爭